第4部分(第2/4 页)

算账，而去年《人民日报》介绍河南鲁山和广西陆寨的高产卫星，有些是违背了生产常识。

1959年原来计划煤炭搞到38000万吨。6月17日，周恩来算了一笔账，他说：今年1月到5月实际生产15000万吨，这的确不少。如仍按这样的速度，不再增加，到年底可以达到36000万吨。如果稍增加一点，达到38000万吨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经过实际考察，认真算一算则不可能达到。第一，今年上半年集中力量开采，没有同时掘进，生产准备工作不足，原有的老本到年底就要吃光。坑道防护工作也未跟上，危险性大，这样继续下去怎么行呢！第二，维护器材供应不足，上半年为了争取产量，就一个劲生产，什么也顾不上。设备超过了使用年限就很危险，会出事故，而且已经出了事故。第三，新矿井所需的许多设备不能按时供应，到时不能投入生产，产量就达不到这样多。第四，坑木需要的数量增加很多，供应不上。第五，运输能力跟不上，如生产38000万吨煤，要经过铁路运输的就有22000万吨，占铁路总运量的40％，这样怎么行呢！其余的煤炭则是通过河流、公路来运输，这方面的运输也是很紧张的。

对于1958年大办公共食堂，周恩来也算了一笔账，用具体数字证明其加剧了粮食紧张。

…

“哈达表”的来历

…

“大跃进”之后，由于天灾人祸，不少地方发生饥荒，饿死了很多人，粮食成为当时最突出的问题。很多城市只有几天的库存，粮食部白天黑夜都有人打电话来催要粮食。为了解决粮荒，周恩来一方面仔细统筹安排，由中国银行支付一大笔外汇，从国外进口一大批粮食。另一方面精心计算，亲自抓粮食调拨，帮助严重缺粮的省份渡过难关。

1960年底，在周恩来亲自督促下，从澳大利亚进口的第一船粮食到了天津。1961年，我国要进口500万吨粮食。怎样才能进口这样多的粮食并将其顺利运回国内？周恩来决定派随同他访缅的雷任民从缅甸直接去香港，了解国际市场上的粮食行情，搞清3个问题：其一，能否买到粮食；其二，能否找到运粮的商船队和能否运走（在当时美国对华封锁禁运的背景下，担心海上有挟持）；其三，中国银行的外汇能否周转，有没有能力买这么多粮食。

雷任民带着这三个问题去了香港，经过调查摸底，向周恩来作了汇报：第一，国际市场上粮食货源充足，加拿大、澳大利亚都有粮食急于要卖；第二，这两个国家经济上有地位，政治上有影响，购买这两个国家的粮食没有什么风险，还可以采用到岸付款或租外轮运输的方法；第三，中国银行支付这么大一笔外汇确有一些困难，但经过仔细的统筹安排还是可以周转的。

周恩来掌握这些情况之后，立即决定向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买进粮食，缓和了国内粮食紧张的形势。

此后，我国连续几年每年进口500万吨粮食，这批粮食虽然占我国粮食总量的比重很小，但在全国的粮食调节上起了很大的作用：其一，减少了产粮区的调出；其二，保证了重灾区的粮食供应；其三，避免了京、津、沪、辽粮食脱销的危险；其四，补充了部分国家库存。

根据周恩来工作台历的记载，从1960年6月到1962年9月，两年零四个月里，周恩来关于粮食问题的谈话达115次，其中1960年下半年19次，1961年51次，1962年45次。他及时审阅粮食报表，精心计算粮食安排，多次出京调查粮食情况，解决粮食调拨问题。从周恩来办公室退给粮食部办公厅，现仍保存的32张报表中，周恩来的笔迹有994处之多。例如在《1962年至1963年度粮食包产产量和征购的估算》这张表上，周恩来用红蓝铅笔作标记145处，调整和修改数字40处，在表格边上进行计算6处，批注数字70处，批注文字7处，整个表格密密麻麻地留下了周恩来的手迹。这些报表作为珍贵的历史文物，既反映了周恩来认真负责的工作精神，也表现了周恩来解决当时最困难的粮食问题的杰出才能和智慧。

当时，由中央安排调拨的粮食除了增加进口粮外，又增加了一些列入中央开支的专项用粮，头绪繁多，原来的粮食报表已不适用。为了能够一目了然地反映出省间调拨和中央粮食收支情况，周恩来亲自设计了一张《中央粮食调拨计划表》。这张表由于长，被称为“哈达表”；又由于清晰、明了，后来一直使用它安排中央粮食收支调拨计划，检查执行情况。

1962年1月6日至2月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