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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的国家制度我们不学以外，资本主义生产上的好的技术、好的管理方法，我们是可以学的”。《周恩来经济文选》第257页。周恩来认为，一切国家，一切民族，都有长处，也有短处，有优点，也有缺点。我们应该学人家的长处和优点，避免人家的短处和缺点。

党的八大会议上，周恩来在报告中阐述中外关系时开门见山地说：“为了完成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我们除了调动国内的一切积极因素以外，还必须团结国际上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运用国际上的一切有利条件。”为此，不仅要加强同社会制度相同的国家的协作与交流，而且要“努力发展同那些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特别是同亚非各国的经济合作、贸易来往、文化和技术的交流”。同上书，第326页。

半年后，针对香港问题，周恩来说：“我们不是要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吗？香港应该化为经济上对我们有用的港口。”香港的积极作用在哪里？首先，香港发展生产具备很多有利条件：“香港是自由港，原料来得容易，联系的范围很广，购置设备可以分期付款，成本低，有市场，技术人才容易训练出来。”其次，“香港可作为我们同国外进行经济联系的基地，可以通过它吸收外资，争取外汇。”怎样才能利用香港的积极作用，归结到一点就是实行不同于内地的政策。他说：“香港的主权总有一天我们是要收回的”，但“香港现在还在英国统治下，是纯粹的资本主义市场，不能社会主义化，也不应该社会主义化”。《周恩来经济文选》第352—354页。香港要完全按资本主义制度办事，才能存在和发展，其积极作用也才能为我们所利用。

1956年6月23日，周恩来说：“三大改造取得胜利，生产力又会更大发展，需要我们动员一切力量，一切积极因素，甚至把消极因素化为积极因素，发展生产、建设国家。”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发展生产，建设国家，这不仅是对毛泽东《论十大关系》中心思想的阐释，而且是进一步的发挥和具体化。

周恩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发展生产建设国家的思想与毛泽东的力作《论十大关系》有着紧密的联系。

其一，周恩来在建国以来特别是“一五”计划的前几年所阐述的城乡（工农）关系、内外关系、工商关系、公私关系、劳资关系、上下关系、党派关系、民族关系的思想观点为毛泽东综论十大关系提供了先行的思想材料。毛泽东在三大改造取得基本胜利，国际局势有所缓和的形势下，以苏联的经验为鉴戒，总结中国自己的经验，吸收包括周恩来提出的处理好方方面面的关系的思想，形成了系统化、理论化的十大关系思想观点。

其二，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之后，周恩来迅即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会议上进行了传达、阐释和发挥，并致力于贯彻到实际工作中，使之具体化。如：为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调动地方积极性，1956年5月至8月，周恩来主持召开了全国体制会议，揭开了新中国体制改革的序幕。

其三，周恩来1957年8月在民族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丰富了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的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关系的思想；周恩来1956年至1957年关于中外关系的讲话，特别是1957年4月关于香港问题的讲话丰富了毛泽东《论十大关系》中的“中国和外国的关系”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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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国际上的一切有利因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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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题中应有之义。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对此未加论列，这不能说不是一个缺陷。周恩来1956年1月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所讲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全面论述了关于调动知识分子积极性的问题。这对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发展生产建设国家具有极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对《论十大关系》的内容来说起了十分重要的补缺作用。

*运筹四个现代化

1959年底至1960年初，毛泽东、周恩来提四个现代化时，不再提变农业国为工业国，不再提工业化的目标。这是将富强的战略目标从工业化转变为四个现代化的主要标志。但是，“大跃进”带来的国民经济不平衡和严重困难，迫使周恩来不得不集中主要力量抓国民经济调整工作，不得不将调整作为当时的中心任务。这就是此后二、三年，周恩来没有强调四个现代化战略目标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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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遗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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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５年１月１３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