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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上天，一个水利。这是关系人民生命的大事，我虽是外行，也要抓。”

在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上，大禹治水是第一件无与伦比的伟业。一位外国学者曾说：“称中国为河川之国，其意义不仅在于它有众多的河流，而且在于因为对河川进行了治理而极大地影响了它的历史。”中国古代治水自禹之后，代代有传人，在防洪、通航、灌溉等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起源于春秋战国时代的黄河大堤，始于东晋时代的荆江大堤，开创于东汉时期的江浙海塘，都是可与万里长城相媲美的伟大工程。从春秋时期开始，经历隋唐到元明清完成的京杭大运河，把西东走向的江、淮、河、汉通连了起来；秦始皇时期建成的广西灵渠，沟通了长江和珠江的水系，扩大了我国内河航运的范围。为解决干旱问题，我国很早就修建了技术水平很高的灌溉工程。岷江上的都江堰，造就了著名的天府之国；黄河河套灌区，创造了塞外江南的奇迹。但是，近代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后，水政荒废，河流失修，不涝则旱，民不聊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恩来担任总理，躬亲治水，除害兴利，功在当代，泽及万世，是当之无愧的禹的传人。

新中国成立后，许多江河治理和重大水利建设决策都是在周恩来具体负责下制定出来的。

５０年代前期，他急淮河大水，开治淮会议，发治淮决定，建治淮机构，调治淮所需，订治淮规划，保证了根治淮河第一期工程的胜利完成；随后他又领导制定了兴修荆江分洪工程、兴修官厅水库的战略决策，初步解决了淮河、长江、永定河的燃眉之急。

５０年代后期，他领导研究了长江流域规划和三峡坝址、三门峡设计方案的修改和施工方案、密云水库坝址和设计方案等重大水利建设的决策。

６０年代，他领导制定了三门峡工程的改建、海河治理和北方抗旱等重大决策。

７０年代，他为葛洲坝工程的修建及其领导机构、设计方案作出了一系列重要决策，保证了长江第一坝的胜利建成。

淮河是周恩来部署治理的第一条河流。

历史上黄河夺淮，淮水宣泄不畅，水旱灾害频繁。１９３８年６月，国民党军队在日本侵略军的大举进攻面前，节节败退。当开封陷落、郑州岌岌可危的时候，他们为了阻止日军追击，于６月９日扒开了花园口黄河大堤。这次黄水从贾鲁河、颍河倾泻入淮，进一步加深了淮河水患。黄河虽于１９４７年被挽回故道，却给淮河留下了大雨大灾、小雨小灾的恶果。

１９５０年６月至７月，河南与安徽交界处连降暴雨，淮河三河尖、任王段及王截溜、正阳关以上右岸全部漫决，正阳街上水深数尺。安徽省负责人曾希圣几乎每天都给中央来四个Ａ的特急电报，报告灾情。８月１日的电报中说：淮北２０个县、淮南沿岸七个县均受淹。被淹田亩总计３１００余万亩，占皖北全区１／２强。房屋被冲倒或淹塌已报告者８０余万间，其中不少是全村淹没。耕牛、农具损失极重（群众口粮也被淹没）。由于水势凶猛，群众来不及逃走，或攀登树上、失足坠水（有在树上被毒蛇咬死者），或船小浪大、翻船而死者，统计４８９人。受灾人口共９９０余万，约占皖北人口之半。毛泽东看到这封电报，落了眼泪。７月２０日、８月５日、８月３１日、９月２１日，毛泽东接连在淮河水灾及治淮情况的电报上写了四封批示信给周恩来，提出了根治淮河的战略，请周恩来具体部署、落实。

毛泽东还根据淮河灾情，借鉴历史经验，从政治高度出发，强调了根治淮河水患的重要性。据钱正英回忆，当时毛泽东认为，中国历史上好几个开国皇帝都出在淮河流域，刘邦是淮河流域沛县人，曹操是淮河流域亳县人，朱元璋是淮河流域凤阳人。其原因在于淮河流域天灾人祸多，是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的温床。为了新中国的安定，必须先把淮河治好。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具体部署治淮。他提醒秘书们：只要有淮河水情的报告，随到随送，不准耽搁。７月２２日，他邀集有关人员讨论了治淮问题。

８月２５日至９月１２日，在周恩来亲自指导与参加下，水利部召开治淮会议。华东水利部、中南水利部、皖北行署、苏北行署、河南省人民政府、淮河水利工程总局、河南黄泛区复兴局负责人及专家４０余人参加了会议。据当时担任周恩来经济秘书的吴群敢回忆，治淮会议上有两种不同的意见，安徽有内涝，要求把水排到下游苏北去，苏北怕承担不了，不同意，双方争执不下。另外，苏联专家根据本国的经验，认为水是很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