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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联毁约撤走专家之后，我国决心自力更生突破尖端技术，进一步明确了大力协同、集智攻关的指导思想。1962年11月3日，毛泽东在罗瑞卿关于建议成立中央15人专门委员会的报告上批示：“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此后，周恩来担任中央专门委员会主任，加强了对尖端技术攻关的领导，集中了各有关方面的主要力量，卓有成效地组织了全国大协作。周恩来说：我们发展尖端事业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我们要发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要组织全国大力协同，从科研一开始就组织协作。要发扬风格，通用的技术不要保密，不要有门户之见，要拧成一股绳。有关工业部应当分别组织联合设计，否则各部都自己搞，来个万事不求人，是什么也搞不出来的。他还多次强调，有关部门要做到有人出人，有力出力，共同攻克技术难关。张作文：《周恩来关于发展国防尖端事业的若干思想》，《业绩·方略情怀》第250页。从中央15人专门委员会成立到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周恩来亲自主持召开了9次专委会议，及时协调解决了生产、科研和建设中的一系列问题。据统计，这个时期，共有26个部、委（院）和20个省、市、自治区的900多家工厂、科研机构和大专院校联合起来，扭成一股劲，共同为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进行科技攻关、设备制造和材料生产，解决了近千项重大课题。可以说，每一次原子弹、氢弹、导弹、人造卫星的试验所取得的成功，都是全国大力协同、集智攻关的结果。钱学森说：“那是中央专委的决定，要哪一个单位办一件什么事，那是没有二话的。”“好多协作都是这样办的，有时候铁路运输要车辆，一道命令，车就发出来了。没这套怎么行呢！千军万马的事，原子弹要爆炸，导弹要发射了，到时候大家不齐心怎么行呢！按电钮那么好按呀？按一下全国都有影响，都要跟上动作啊！”钱学森：《周总理让我搞导弹》，《不尽的思念》第2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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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试验、全面收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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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科技、突破尖端是需要花钱的。1952年，周恩来开始酝酿研制原子弹、导弹，写信给竺可桢征求意见，竺可桢认为研制原子弹、导弹必须具备的条件之一是要花大钱，动一动都要以亿元来计数。尽管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百废待举、资金短缺，但是为了国家和人民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即使束紧裤带，也要把原子弹、导弹搞出来，正如后来陈毅所表示的那样，脱了裤子当当，也要把我国的尖端武器搞上去。

同时，我们也不能脱离国力条件，任意地花大钱搞尖端。我们要在国力许可的范围内突破尖端，尽可能少花钱，多办事。

对此，周恩来的指导思想是一次试验，全面收效。

1964年11月2日，周恩来在听取首次核试验汇报时指出，我国的核试验不要多，搞一次试验就要取得尽可能多的资料，要做到一次试验全面收效。1965年3月20日，周恩来主持中央专委会研究了第二次核试验准备工作。周恩来在会上强调指出：这次试验一定要准备好，要吸取上次核试验的经验，更周到、更细致、更妥善地做好全面安排。在效应试验上，要搞清楚在空中、地面各种条件下杀伤和被破坏的威力半径。总之，凡是通过试验应该得到的数据和资料都要得到。中国反对核讹诈和核威胁，不主张搞几百次核试验，因此我们的核试验都要从军事、科学、技术的需要出发，做到一次试验全面收效。《当代中国的国防科技事业》（上），第264、　243页。

我国第一次核试验按照周恩来的要求，在测试和“效应”方面实现了军用、民用“多方收效”。我国第一次核试验只花了几十亿人民币，而美国第一次核试验花了几百亿美元。周恩来说，我们是后来居上，也应该后来居上，因为人家已经为我们探了路。

周恩来确定的“一次试验全面收效”的方针，适合中国国情，体现了我国研制核武器的根本目的。遵循这一方针，我国从1964年第一次核试验以来共进行了30多次核试验，较之美国的800多次和苏联的600多次，我国核试验的次数是很少的。但是，我国核试验的效益是相当高的。钱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