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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代,人们最重视的是有红宝石的顶子。这可是最宝贵的东西,身份和尊严的象征。世界上现存最大的鸽血红宝石仅11克,如果当时有的官员头上有了5克的这种宝石,也就尊贵得不得了了。
“清沿明制”,满族统治者不仅沿袭了明代典章制度,而且进一步完善了它。清朝君臣的补服,上至皇帝,下至未入流小官皆用石青色,没有花纹,其王、文武官员的品级由所缀补子来区别。补子分圆补和方补。皇帝、皇子、亲王郡王、贝勒、贝子皆为圆补。皇帝、皇子、亲王、郡王用四团(圆补),分别置于两肩及前后胸。贝勒、贝子用两团,置于前后胸。皇家宗室的补服和补子,均是由南京、苏州、杭州即江南三织造定做进贡的,尽寸、图案都有严格规定,用料讲究,做工精细。而官员的补服和补子呢,则由本人按典章制度自备。清代各地都有专卖补子的店铺,这样就自然会出现同品级官员的补子由于做工不一而不尽相同的现象。
乾隆年间,八旗都统金简官至武二品兼文二品户部侍郎。他认为二者同尊,于是独出心裁地在其补子上的狮子尾端加绣小锦鸡一只。乾隆皇帝闻之大怒说:“章服乃国家大典,岂容任意儿戏!”结果金简受到了申斥,并令其按制度改正。由此可见中国历代官职的等级森严。给你个什么官,就要按什么官标准办事,不可随便逾越。
中国人多以先贤为自豪,连南怀谨写的书里也有这样的观点,上辈什么命下辈也会什么命。可见在一个等级制度固化的社会里,人的命运的确具有遗传性。在封建社会之所以流传着那么多的宿命论,就是因为封建等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们的命运。除非打破封建等级制,才能赢来人民身份的自由变换。
我不惜笔墨,写了这么多历史统治阶级的事情,说到底是为了对照今天的社会。看看清王朝倒台90多年后的今天,中国社会还残留了多少封建意识。令人奇怪的是,革命胜利已经50多年了,当前社会仍然是个封建主义大肆泛滥的社会,封建主义的历史糟粕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有抬头之势。反封建仍然是当今中国重要的任务。研究国民待遇说到底都是为了反封建,反对这个把人拉开距离的不平等制度。但是,直到今天,有人仍然对等级制、奴才文化津津乐道,情有独衷。这种现象在计划经济下还有存在的土壤,但在进入市场经济之后,就与市场精神格格不入了。再按这种思想观念去行事,一是容易出现更不平等的事情,二是要遭到社会强烈的反抗。《大宅门》播出后遭到社会舆论无情地批判就是一例。
《北京晚报》在2001年5月30日曾用了一整版的篇幅来评论《大宅门》这部电视连续剧。这些文章反映了当前社会反封建的心情和意识。北京电影学院的副教授郝建一针见血地指出大宅门是价值观的陷阱,生活观的陷阱。他在文章中写道:“该剧表现出来的价值观是一切都是服从。这种服从从包括对皇权意识的顺从和依附意识,充斥着奴性的气息,确切地说是对皇权的再生产。它体现的价值观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价值观呢?说穿了就是皇权价值观、贵族价值观。据说该剧收视率很高,而且赞赏的声音也很多,我认为这是一种迷失。对于我们来说,反封建的任务远没有完成。电视文本提供给我们的镜头不是对旧世贵族生活的审视和批判,而是充满着玩味的心态,甚至还带着崇拜和怀旧的心理。这种心态对于当下来说是很可怕的,也是很危险的。总的来说,它充满了腐朽的气息,审美趣味严重偏差。”
法制日报的高级记者王乾荣这样评论说:“白家与皇家的复杂纠葛,与三教九流的勾心斗角,全是通过走门子、找靠山、耍权术甚至大肆行贿来摆平的,完成看不到奋斗和抗争,看不到民族资本家驾驭复杂局势的智慧与谋略。这样一座大宅门是腐朽糜烂的,是蝇营狗苟的,是没头没脑自我沉溺的。”
一位网友对《大宅门》的批评是:“我看《大宅门》最主要的问题,在于郭宝昌对大宅门的生活充满了眷恋和赞美。大宅门里的奴才,无一不对白家感恩戴德。正如鲁迅所言,如果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摩、陶醉,那可简直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郭宝昌赞美香秀可以从一个下人变为白家的正房,这样的生活正是郭导一生怀念向往的啊!哪有半点民族资产阶级的进步性? 整个一曲封建家族的赞歌。”
另一个网友批判说:“所谓老北京味儿,很大一部分是旗人文化的熏染,是一种相对落后、愚昧的文化滋生的产物。清朝的统治导致中国闭关自守,在文化上也是对中华文明的一次大摧残。今天的年轻人不喜欢看《大宅门》,甚至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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