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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搞的这一套干部待遇几乎把数千年的封建等级制发挥到极至！任何一个朝代也没象我们这样对干部一包到底，任何朝代的终身制也没象我们共产党干部的终身制漫长而悠久。这种政治体制给中国社会和国民经济带来什么影响呢？自然是官本位思想严重，财政负担苦不堪言。

官本位长期以来一直影响着人们的职业选择。2000年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69个职业选项中，我国城市居民最愿做的前10种职业依次是：市长、政府部长、大学教授、电脑网络工程师、法官、检察官、律师、高科技企业工程师、党政机关领导干部、自然科学家。在前述十大热门职业中，掌握行政或司法权力的政务性职务竟占半数之多，市长和部长更成为人们的首选。这一调查显示出当前中国社会的倾向。

2000年去西安开会，吃饭时与身边的一位县级市市长聊天，谈到机构臃肿问题，他说他那个县级市，干部有1万多名，现在让市里的一些部门休息上半年，也不会有任何影响。那意思就是，有些人员完全是没有用的。当我说未来的政府机构改革可能要撤掉地区一级政府时，他拍手称快。从县官的角度看，地区一级的政府一点用也没有，完全是机构重叠。从省到县不需要这么个中间环节。种种迹象可能看出，酝酿已久的中国政府机构改革，已经到了瓜熟蒂落的时候了。从中央到地方，共识正在形成。这一共识就是提高政府工作效率，减少民众财政负担。这一要求不仅来自人民群众，就是政府内部也有巨大的改革要求。

每个县都有一万多名政府干部，农民的负担怎能不重！目前中国以干部为中心吃财政饭的人数有多少呢？总计3300多万！其中1000多万是各级党和政府的机关干部，其他2600万是各类事业单位及教育、医务等部门的工作人员。到1994年，中国的事业单位数目已达到130多万个。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中国的供养关系。中国不同历史时期总人口与财政负担的脱产人员的比例即供养关系比例。这一比例在汉朝时大致为8000：1，唐朝时为3000：1，清朝为1000：1，而今天为40：1。这就是说，今天1000个中国人里有9个官员和20个吃财政饭的人。清朝时1000个人里只有1个官员，唐朝时只有0。3个，而汉朝只有0。13个官员。

道理很简单：1000个人供养一个官员轻松，还是40个人供养一个干部轻松？从数字上一比较，就可以看出今天中国国民负担沉重的程度了。如此庞大的干部队伍，如此众多的脱产人员，都要国家财政来供养，工人和农民的付出该有多大！不仅国家财政支撑不了，连整个国民经济都支撑不了。

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劳动统计年鉴》，1978年改革之初，我国政府工作人员的绝对人数为467万，占国有单位职工的比例为6。2％，1996年，政府工作人员绝对数增加到1093万，占国有单位职工比例10％。1996年同1978年相比，我国政府规模扩大了1。34倍，平均每年扩大4。73％，而同期社会劳动力的数量仅增加了0。71倍，平均每年增长3％。

与市场经济国家相比，我国政府规模之大、扩张速度之快是惊人的。按理说，搞市场经济就是要将原先由政府控制和支配的资源逐步转由市场、企业和私人支配，政府要不断地卸责任，规模要不断的缩小，但近20年了，政府规模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膨胀出一倍多。这实在是令人值得思考的现象。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政府机构的规模本来就大，但改革改了20年政府规模更大，这种机构迅速膨胀的事实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内在逻辑完全是背道而驰的。

养活这样一个庞大的政府并不是件容易的事。2000年，中央电视台暴光了河北灵寿县万名干部下乡“讨债”的新闻。从7月8日起，河北灵寿县吃财政饭的万余名干部，包括公检法等相关部门人员，一齐下乡，任务是强行征收“村提留”和“乡统筹”。灵寿县委要求：15天内基本完成任务，科级以上干部每人要征收15户，其他干部每人征收10户，对完不成任务的干部将从8月份停发工资，直到完成任务为止。于是，灵寿县从县里到村里，从小学到中学的数千名教师都在为完成任务而奔波。

一句话，党风、政风、学风以及社会风气是否廉正和公正，根本问题在于体制和建制。如果治病不从根上去治，那么即使把领导累死忙死也无济于事。目前之所以在政府部门出现许多不正之风，主要是机构庞杂、人浮于事、财政压力过大造成的。因此，要想政府高效廉洁，没有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