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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改革和体制改革是不行的。

1998年，我国政府机构改革拉开序幕，中央机关一举缩减掉了近3万人。1999年，政府机构精简深入到省市级城市，但雷声大，雨点小，至今未看出有多大的效绩。朱总理上台后的这一目标为什么难以实现？主要与近几年的经济形势有关。精简机构实际上是一项大工程，需要有一个好的经济形势来配合。但由于受东南亚经济危机影响，国内经济近几年来不景气，1999年出现比较严重的通货紧缩。如果在这一时刻大量精简政府冗员，将造成更多的待业和失业人口，并带来一定的社会不安定因素。

因此，放缓政府机构改革，是暂时的缓兵之计。条件一旦成熟，这项工作会立即跟上。2000年，中央组织部和国家人事部联合发出《关于加快推进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的意见》，将事业单位的体制改革又推向了前台。事业单位从今以后也要面临市场选择。大中小学教师要应聘上岗，编辑记者也要签定聘用合同，人才交流中心将成为档案管理的主要部门。竞争机制已在党政等行政部门展开，许多地区的厅局级干部已来自应聘考试。

邓小平同志早已指出：政府体制改革要分三步走，第一步是党政分开，第二步是权力下放，第三步是精简人员。但今天我们是在倒着走，迟迟不能触及问题的核心。这说明中国体制改革的艰难。中国当前党政不分和政企不分这种体制，就给国家财政带来许多麻烦。政企分开的口号喊了许多年，但至今微有成效。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党政不分。党政不分主要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即党务活动的经费与中央及各级地方财政连在一起。党费与财政连在一起，搞不清是党务活动还是正常的国务活动及社会活动。政府开支和党务开支不分。加上党组织的庞大，数千万党员和组织干部，如此庞大的开支都与政府开支搅和在一起。这种状况不仅与改革的目标日益发生冲突，也使国家财政背上了沉重的负担。因此，尽管近两年内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放缓了，但一旦经济形势好转，这些工作是会立刻跟上去的。

其实，政府体制改革也并不是什么多么难办的事。关键是看执行者有没有魄力。克林顿总统在90年代初上台时，美国联邦政府近300万人的政府文职人员，占全国劳动力的2。8％，而德国和日本政府的这个比例只有1。4％，英国为1。9％，　因此克林顿削减了大量政府人员。而中国目前3300万靠国家财政供养的行政人员占全国7亿总劳动力的比例大约为5％。也就是说，中国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吃国家财政饭的人员，与国家劳动力人口的比例是西方发达国家的二到四倍。在美国，每100个国民中大约有1。25个政府人员。在德国和日本，每100人平均有0。6个，而在中国，每100人里有2。75个人靠财政供养。

英国在裁减政府公务员方面曾取得过显著的成就。1979年撒切尔夫人上台之前，英国政府公务员人数为73。2万人，1996年竟减少到49。9万人。在十几年时间里，英国政府的公务员人数减少了三分之一，达到了193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仅此一项政府就节省了大量的行政开支。由此看，中国政府机构改革精简掉一半人员这一目标也是可行的。只有大量裁减政府人员，中国公务员的待遇才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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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大军新著

《国民待遇启示录二元结构下的中国》

第三章：政治与经济制度对国民待遇的影响

1，平民革命与新国民待遇的出现

上一章里主要谈的是统治阶级的特权待遇的历史形成，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人民大众是不会甘心封建等级社会所赋予的低下的国民待遇的，封建帝王统治下的非人格的国民待遇肯定要遭到人民的反对和抵抗。经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民主革命，封建社会的国民待遇已经完全被改写，新政治制度下的新国民待遇相继出现。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与封建主义最大的区别是财产社会化、权力社会化，由封建帝王家族独揽天下的局面再也一去不复返了。

十八世纪欧洲出现了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和民主共和的思想，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和平民阶级为了对抗君主的君权神授而提出的抽象概念。1644年英国革命削弱了君主的权力，1789年爆发的法国大革命彻底推翻了君主统治。自此，民主共和制逐渐代替了君主制。人类社会的政治制度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一种新形式的政治制度展现在人们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