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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万吨无缝钢管、1万吨不锈钢、1万吨法兰等。

由于有这等惊人的工业实力，此村成了全国旅游参观的热点，每年旅游人次超过100万人次。全村380户村民家家住上了400－500多平方米、水电气全通的别墅楼。此村每家村民的资产据说都在100多万元，最少的人家存款也有20多万，最多的人家存款有2000多万。

华西村眼下正在兴建新的别墅楼，外表是欧式造型，内里是中式结构，屋内一律中央空调，最大的别墅面积有600多平方米。村主吴仁宝自豪地说，“我们的新房子与世界上最好的比稍微落后一点。”

华西村的面积只有0。96平方公里。在这不到一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财富达到了高度的集中。但尽管华西村如此发达，也仅仅是江苏无锡农村中的一个小小角落，它与城市化无缘，与第三产业无缘。这样的工业化到头来有多大的社会效益？除了象传统的地主一样在原地发展，它的影响对整个社会来说十分有限。它的资源对现代化的贡献十分有限。特别是一旦将来情况发生了变化，这种孤立的发展，很可能也随着衰落下去。这就是吴仁宝整天提心吊胆的原因。这种被户籍制度遏制的发展难道现在还不值得我们注意和思考吗？这些资源本来可以发展出多少个新兴城市？衍生出多少个市民空间和公共领域？但这一切都被僵死的户籍制度扼杀净尽。村民仍然是过去的村民，文化仍然是传统的文化。这就是中国当代工业化的缩影。

另外还有一个例子就是北京西南方向房山区的田村河。这是一个与华西村相同的富裕村，有兴趣者可去参观。

5，如何评价计划经济和赶超战略？

叙述完中国建国后50年来走过的路，现在有必要对这段历史作些回顾与评述。如何评价建国后中国所实施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当前的学界对此有完全不同的看法。肯定派有之，否定有之。并且，随着新左派的出现，肯定派意见几有占上风的趋势。有的学者居然把外国学者的观点奉若神明，一再搬用某些观点，例如一位外国学者在书中这样写道：

“在毛泽东时期，工业总产值增长38倍，重工业总产值增长90倍。从1950年到1977年，工业产量以年平均13。5％的速度增长；如果从1952年算起，那就是11。3％。这是全世界所有发展中国家和主要发达国家在同一时期取得的最高增长率；而且，中国工业产量在这个期间增长的步伐，比现代世界历史上任何国家在迅速工业化的任何可比期间所取得的工业增长步伐都快。＇　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482－483页。＇

“在现在被谴责的‘文革十年’里，农村中、小学的注册人数引人注目地增加了，十年里小学的注册人数从大约1。16亿增加到1。5亿人，中学的注册人数从1500万上升到5800万人。”　＇　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424页。＇

这种观点很是受到国内一些新左派学者的赞赏。甚至连杨继绳同志的书中也对当时中国经济的发展成就作了如下的描述：“毛泽东治国初期，国家经济迅速复兴。“文化大革命”前的1965年和1949年相比，钢产量增加了76．4倍，石油产量增加了93．3倍，原煤产量增加了6．25倍，水泥产量增加了23．8倍，粮食产量增加了72％。1965年，国有企业拥有固定资产1445．8亿元（按当时汇率约为1200亿美元）。即使把比较混乱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也考虑在内，其增长速度也是很可观的。从1950年到1977年，工业总产值每年以13．5％的速度增长。改革起始年代1978年和1952年相比，国民收入由589亿元增长到3010亿元，增长了4．11倍，财政收入由183．7亿元增长到1121．1亿元，增长了5．1倍。”＇见《邓小平时代》，＇

但是，这种发展战略的巨大代价便是悬殊的城乡差别、缓慢的城市化进程以及不平等的国民待遇。可能有人不同意我这种说法，有人会说，假如不用这种手段集中原始资本，中国的工业怎么能这么快发展起来？的确，如果不用苏联式的计划经济模式发展，那就只有用资本主义的方式发展。这种方式是可以想象出来，如在农村通过竞争，产生新的地主和商业资本，然后将资本转移到工业中来，转移到城市中来，最后再与国外资本相结合，发展成跨国资本和跨国企业。这种模式建立在私有制和国有混合的基础上，市场经济的基础上。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到底以哪种模式发展会更好？现在的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