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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个难以说清楚的事。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即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和强大的政治意识气氛中，后一种模式是根本不可能采取的。当时的中国，在军事上与帝国主义对抗，在政治上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敌视，根本没有国际资本往来和国际贸易的可能，只能在国内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独立自主地搞发展。也就是说只能在共产主义思想的指导下，通过搞公有制来发展经济。

现在从数字上看这种发展，成绩和效果的确不能说很差，但问题也是大量存在的。2000年5月，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召开了一个题目为《再论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的座谈会。在谈到统购统销问题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陈锡文同志指出，统购统销制度的阴影直到现在还在影响中国农业，统购统销制度不仅影响农产品的流通和市场化过程，最主要的是使生产要素不能流动和重新组合。

林毅夫教授认为，教授陈锡文先生的观察是对的。统购统销制度对生产力本身的影响大约为3％，但是它对农业生产的影响远远超过3％。原因在于统购统销制度使生产要素不能自由流动，还限制了农民的创造力和企业家才能的发挥。把这些因素都考虑进来，统购统销制度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可能会超过20％。

中国改革基金会研究所的王小鲁副所长补充道，1958年农业危机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人民公社的核算单位太大，一个公社有20个村子，这个村子的粮食要在全公社的20个村子里平均分配，因而沉重地打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后来恢复“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把大锅饭的“锅”变小一些，人民公社才能维持二十年，否则公社制度可能在60年代就垮掉了。在统购统销制度下，由于官方的价格调整很缓慢，再加上农业生产供给调节的滞后性，中国农业生产的波动程度变得更大了。

坦率地说，这些学者在理论的研究上往往是无懈可击的，但这些理论有时不一定能解释中国的历史。以我的亲身经历来看这一段历史，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虽然问题很大，浪费很多，但成绩也不可抹杀。

1958年春天，我从山东济南来到故乡蓬莱大季家公社范家村。由于母亲那一年到北京人民大学学习，就把我寄养在姑姑家。我正是在一个热火朝天、翻天覆地的年头来到农村的。这一年，当地农民敲锣打鼓成立了人民公社，展开了轰轰烈烈地大炼钢铁和大跃进运动。为了炼钢铁，村干部挨家挨户收集废铜废铁，结果把各家大柜小柜上的铜把手都给摘走了。为了搜集钢铁，连死人的坟墓也不放过。记得在一个黑了天的晚上，我来到村南山坡上的一个茔地，看见一些大人扒开坟墓，打着灯笼在棺材里搜寻金银手镯之类的东西，据说最后连钉棺材板的铁钉也给搜走了。

1958年，那是个丰产不丰收的岁月。大人都去公社炼钢铁去了，到了秋收时分，庄稼都撂在地里。我那年已经上学了。秋天农忙时分小学生都要到地里干活的。记得当时地里的花生遍地都是，拣都拣不过来。有些地瓜地，只用犁耕一遍，把露出地面的地瓜拣起来就是，剩下的埋在地里的至少有一半。

愚蠢的事就不说了，但有益的事情也不能不提。58年那年冬天，村里没有一个闲人，也没有一个整壮劳力留在村里。就连我们这些一年级的小学生，也被合并到邻村李家去上学，吃住都在李家村。但是，在李家也让我开了眼界。这个村的南部正在修建一个大水库，全公社上千人马集中在李家村。有一天，我来到水库工地上，看到了密密麻麻的人群，看到了大的施工场面。那热闹情景至今深深地印在脑海里。

后来听大人说，当年冬天出去修水库的人不仅有去李家的，还有去房山水库和门楼水库的。房山水库的规模比李家大，劳工人数也多。至于说门楼水库，规模更大，这个储水量大约10亿立方米的水库至今是烟台市的用水生命线。当时聚集在这个水库上的民工至少有上万人。

就是在大跃进这短短的一年中，范家村周围的三个大水库建成了。这些水库后来都成了重要的水利设施。如果不是大跃进，农民们可能会与漫长的封建农业社会时期一样，抄着手在家里过冬。正是由于大跃进，三座大水库出现了。要是在今天修建这三座水库，国家财政和地方财政可能要付出巨大的开支。但在当时，只用几个人海战术就完成了。这种低成本是建立在人民群众的无私奉献上。所以，用市场经济和私有制的办法搞建设，不一定就比计划经济和公有制的办法效率高。不用说，在大冬天里修水库，那滋味肯定不好受，肯定不如趴在热炕头上好受。但共产党居然将农民发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