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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大至曹锟，小至魏三闹的，大小不同类型的军阀，据当时研究军阀有成绩的专著，和笔者个人的计算，在十二年之内（一九一六─一九二八），大致在三千人左右，他们所统率的枪兵，总共不下百余万。可怜的中国，就在他们这三千多个大小军阀的混战之下，而没有亡国灭种，也真是个奇迹。（参见‘孤军杂志’，和文公直著「近三十年民国军事史’，以及章伯锋、李宗一主编‘北洋军阀’，第一册，页一─一六六。）

因此本篇所谓‘皖系政权’，也就是漂浮在这种军阀混战的大湖之上的一只由段祺瑞掌舵的破船，可是如上节所述，做为这个中央政府实际领袖的段祺瑞本人，却没个直属的部队和直辖的地盘。但是他和冯国璋二人却是北洋系的元老，他们下面的省级军阀，却分别依附在他二人的旗号之下，逐渐变成党同伐异的两大派系，这就是后来的‘皖系’和‘直系’军阀的来源了。因为段是安徽（皖）人；冯则是直隶（今河北）产也（两系名称亦另有说法，详下文）。因此他们直皖两系所控制的北京政府是什么个东西，也就不言可喻了。

府院和国会的三头马车

记得不久之前，邓公小平三起之后，某次曾在一公开场合，说明中国不能采用西方三权分立的议会政治。因为三权分立，实际上是‘三个政府’同时运作，行政工作，相互抵销，效率太差，在中国断不能施行，云云。当时栖身海外的社会科学家都难免暗笑小平太上。毛泽东那个土老儿，不懂啥叫‘人权’，邓小平这个土老儿则不懂啥叫‘制衡’。

其实，邓公如果是个史学教授，上台讲授早年中华民国政治史，他那套‘三个政府论’就完全正确了。袁世凯之所以要做皇帝，就是要把那行不通的三个政府变成一个政府。后来皖直奉三系政客把个北京政府搞得一团糟，也是因为那‘三个政府’的制度，在中国实在行不通之所致。

事有更可悲者，则是西方民主政府的三头马车，原是行政、立法和司法之三权分立也。‘院’指的是‘法院’，而不是‘国务院’。因此我们民国初年所搞的，事实上只是‘两头马车’‘府院’和国会，或行政与立法分立而已。他们把‘法院’一直当成个冷衙门，被遗忘得一干二净。因此在民国初年，中国所搞的只是个两头马车，已搞得乱成一团，真正的搞起三头马车来，哪还得了？甚矣，议会政治之难学也。

二战后国共内战，中共大搞其统战时，喊出最漂亮的口号就是要强迫老K搞三头马车、三个政府。可是等到人民中国一旦成立，他就收起三权分立的老口号，而另外搞其民主‘专政’的一个政府了。最近老江也认为，中国如果要再搞西方式的议会政治，十二亿人民就要挨饿。据说台湾今日弄得水深火热，也有人要劝陈水扁总统去掉点祸水，并改名陈太平，那也是台湾搞西方式的三个政府搞出了毛病的结果。今日尚且如此，一百年前的民国初年，那还用说吗？历史发展形势如此，夫复何言。

所以议会政治行之于中国，直到目前为止，实在真是三个政府，一点也不错。邓子名言，只是言其在中国施行的特色而已，原无大错也。根据历史的经验，老江的话，亦未始没有道理也。不信我们试看本篇所谈的黎段之争，其关键便是这‘三个政府论’，在中国无法实行的实例，形势比人强，非两个老军阀的二‘人’之过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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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系政权的发展与‘参战’的纠纷（下）

早年国会的特点

笔者曾一再强调，‘议会政府’（Parliamentary　Government）原是我国近现代史上，政治转型运动的终极目标。不幸在转型初期，这个议会却是个无法躐等施行的体制，一个可笑的大衙门和政治盲肠。它那八百罗汉的议员也是颇为社会舆论所诟病的，生活腐化的高级官僚，何以如此呢？

首先是这八百罗汉之中，却没一个罗汉，是由中国老百姓真正投票选出来的。他们原是各省区之内，对革命有功的革命派和立宪派（老保皇党），甚或是一些特地为竞选议员而组织的各种社团的头头，相互斗争和协调，再经过各省县的咨议局或省议会（也不是民选的），和各省都督，分别指派出来的，他们没有选民。严格的说，他们也不代表老几。他们之中当然不乏才智之士，如胡适所说的‘了不起的人物’。可是当时北京的政治环境，尤其是这个罗汉庙，却是个逐渐腐烂的政治酱缸。任何才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