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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到不当的位置，也没有看见什么东西摔成碎片。

“你有一次提到音乐，西碧尔，”医生想试探西碧尔是否知道佩吉所说的事。“你可不可以再多谈一些？”

“嗯，我上钢琴课，”西碧尔沉着地回答，“我那钢琴老师穆尔夫人经常说：‘你具备所有的天赋。你有好耳朵、好手。你的指法也很好。但必须多多练习。你没有练习便能弹到这个程度，那么，如果你练习的话，又能达到何等地步呢？’可是我不去练习。我也不告诉老师说我不练，因为母亲实在太苛刻。只要我在练习中出错，母亲就叫唤：‘不对，不对。’我无法忍受，所以只要母亲在一旁，我就不练。而只要她离开一分钟，我不管手里干着什么，都扔掉一切朝钢琴冲去。无论曲子多难，我也能练成。如果没有钢琴，我过度的精神紧张会使我垮得更早。我开始教书以后购买的第一样东西，就是钢琴。”

“唔，”威尔伯医生又问，“你对玻璃有什么特殊的好恶吗？”

“玻璃。”西碧尔沉思起来。“母亲有一些可爱的水晶玻璃。我祖母也有。应该说，多塞特祖母和安德森外婆都有。噢，我想起来了。我大约6岁的时候，我们去伊利诺斯州埃尔德维里的安德森家作客。我们每年夏天去那里呆三个星期，一直到安德森外婆去世为止。反正有一次，我的表妹卢鲁和我在拭干碟子的时候，她猛地把一个盛泡菜的可爱的水晶碟子扔到法国式门③外面去了。她真是一个小鬼丫头。但她却告诉外婆和我母亲和所有的人是我扔的，是我把那水晶碟子打碎的。这不公平。可是我一言不发地承受下来了。是我母亲叫我这样做的。”

“原来如此，”威尔伯医生说。“现在再说说有没有什么手曾经干扰过你。”

“手？那倒没有什么。我自己的手又小又薄。我母亲说我的手不吸引人。她常常这么说。”

“以前有没有什么手向你伸过来？别人的手？”

“伸来的手？我不知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西碧尔不自在的样子突然大大地强化了。

“原来如此，”医生说道。“另一个问题：你见到血的时候心里慌不慌？”

“嗯，是的。不过谁见了不慌呢？多塞特祖母得了子宫颈癌，而且出血。我亲眼见到的。我开始来月经时，我象大多数女孩一样感到莫名其妙。这没有什么特别的。”

“不过你见过小孩子的血吗？也许是一个游戏的伙伴的血？”

西碧尔向后一靠，思索起来。“嗯，我想想。汤米·埃瓦尔德。他父亲有一个牲口棚，养着一些马。汤米是他母亲宠爱的孩子。他是死在储藏草料的顶棚里的。我们在玩。发生了意外。一支枪走了火。我就记的这些。顶棚里可能有血。我有好多年没有想到汤米了。”

1955年，将近二月的时候，医生准备把佩吉此人告诉西碧尔。佩吉记得起西碧尔所忘记的事。没有理由再拖延下去了。但当话到嘴边时，医生发觉西碧尔的脸变得苍白，瞳孔扩张得比平时尤甚。西碧尔用一种不自然的哑嗓子问道：“你怎么知道这些事的？”医生本想把她的化身告诉她，却感到她已经成为这个化身。

“嗨，”佩吉招呼道。

“嗨，亲爱的，”医生应答。

“我现在要出去了，”佩吉告诉医生：“穿过房门出去。很久以前，威尔伯医生就说我可以办得到的。”

于是，佩吉穿过这扇原先走不过去的、成为她被幽禁的有形标志的房门，离开了屋子。

威尔伯医生觉得双重人格的诊断已经确切无疑，而且无时不想着这异乎寻常的病例。佩吉和西碧尔，尽管共存于同一个肉体，却有不同的记忆、不同的心态、不同的观念和不同的经历。她们虽有一些共有的经历，却有不同的理解。她们的嗓音、措词和词汇均有不同。她们表现自己的方式也各异。甚至年龄也不一样。西碧尔31岁，但佩吉呢？大夫还不能确定佩吉是一个早熟的孩子，还是一个发育尚未成熟的成年人。佩吉无自我意识地表现为一个小姑娘，不易发窘，而易发怒。她不象西碧尔那样迂回、掩饰，而是往往吐露了毫不掩饰的恐惧心情。毫无疑问，佩吉承受着可怕的负担，而西碧尔却回避这可怕的重负。

威尔伯医生思绪万千，但作不出结论。她从来没有治疗过双重人格患者。但现在不得不担起治疗重任。与她以前治疗其他患者一样，首先必须对这种疾病追根究底，然后从根儿上循序进行治疗。

目前要做的，是把诊断结果告诉西碧尔。这个任务要比原先想象的困难得多。每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