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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中走出来的样子。申家爸妈看了大为警惕，觉得女儿的思想有偏离正规的倾向，在离开之前，必得好好纠正一下。

申以澄这时才洗了头，用一把梳子慢慢梳着半干的长发，听他们这么说着，手里顿了顿，把还没干透的长发编成了两条辫子。申家爸妈一看效果达到，知道是女儿收了心，他们也就放了心，说澄澄你学习吧，我们去买西瓜。副食店下午到了最后一批坐藤瓜，你妹妹在那里排了一个小时队了，差不多快轮到她了，我们去换她。

夏天快过去了，他们的培训也快结束了，眼看就要回安徽去，申家爸妈给申以澄备下了大量的复习资料，装了一箱子。徐家也是一样，徐长卿的大哥请了几天事假，带了徐长卿去拜访他从前的高中数学老师，早上四五点钟去新华书店排队买自学丛书，星期天青年文化宫有才从五七干校放回来的大学教授们在那里讲课，大哥从来不放弃任何一场，打听得清清楚楚的，排出时间表来，带了徐长卿到处赶场子。

这个时候的上海，无论是图书馆还是文化宫，还是各处的夜校，全都挤满了人。上午的课讲完，下午的课没开始，在中午等候的时间去人民公园，一张张长椅上全是坐着看书的青年。这个城市从来没有像这样渴望知识奋进读书过。那些老三届的知青，三十多岁了，带着孩子在读夜校。徐长卿和申以澄就被这样的求知氛围包围着，时代的浪潮在推着他们向前，一个闪失跟不上脚步，就会被淘汰下来。并且他们和城市里其他的人不同，他们要是不努力改变现状，就永远回不了这个城市。他们已经看到城市的巨大吸引力，这个城市正在焕发着青春，变得充满活力，不能身处其中，必将成为终身的遗憾。

他们不是这个城市的人，没有地方容纳他们，在上海钟厂他们已经十分明确地感觉到了这一点。那里的人从来没把他们算成上海人过，虽然他们的户口还在上海，但是已经划在外地人一边了。被群体排斥在外，那种感觉，十分敏感，十分微妙。车间里的人基本不和他们两个说话，面对他们就像对异类，他们自己知道他们的身份尴尬，就像二等公民一样，因此他们也不加入到那个群体中去。他们在车间，几乎有被孤立的感觉。

这让他们能更加清醒地看清他们的位置。从旁观者的角度看一件事，比身在其中的人还要看得明白许多。别人有退路，他们没有。别人另有出路，他们同样没有。这三个月的培训，等于是在他们的面前打开了一扇窗，告诉他们，你们将要失去的是什么。

要是放在一年前，他们同样被抽调回来，也不会有这么大的触动。那时在哪里都是一潭死水，在哪里都没有分别，老叶和朱紫容何尝没有在春节时回到这个城市，冬天的上海阴冷潮湿，捏着户口本深夜排队买冰冻带鱼，并不比他们在农村买肉买鸡要方便，他们回城时带的年货在家里受欢迎的程度倒更能让人觉得有满足感。但是夏天的上海是不一样的，城市同样脱去了臃肿的黑色棉袄，就像一个十八岁的姑娘一样美丽迷人，显露出她特有的优雅浪漫的一面。

徐长卿也完成了朱紫容的嘱托，那块手表终于有人买了。实在是不容易。这时的手表行情是日本西铁城的机械表最行俏。上海进口了一批西铁城，摆上柜台不多久就被抢购一空，而老式表则无人问津。就像那个寄售商店的老店员说的，现在的年轻人都不懂得老东西的好处，就知道什么时新买什么，个个都愿意充当冤大头。可是大环境如此，潮流所向，谁能逆流而行？

日本货在中国所向披靡，三洋录音机西城铁手表和三菱重工成为名牌的标志，浪琴这种手表，陈古八百年的东西怎么和他们比？同样的价钱，为什么不买新潮的时髦的？一块最新的西铁城机械表在中百公司卖两百多，一块三十年代的旧浪琴在旧货商店也卖二百多，年轻人当然是去中百公司，谁去旧货商店啊？

徐长卿捏着那叠厚厚的十元一张的大团结人民币，沉重地走出寄售商店。这笔钱和他期望的和朱紫容需要的差得太远，他几乎不敢把这钱当面交给朱紫容，他不敢面对朱紫容失望的表情。但厂里的情形又逼得那么紧，她一天不缴罚款，一天日子不好过。徐长卿想了又想，想出一个办法，从邮局汇款给朱紫容，一来她可以早点收到钱，比他带回去快；二来他真的不敢当面把钱交给朱紫容。他把自己所有的积蓄和这个月的工资的一部分凑在一起，凑够了三百元钱寄了过去。

也许是为了弥补什么，也许是为了让心里好过，徐长卿还写了一封信给朱紫容，把上海的整个大环境当新闻一样写在信里，年轻人都在做什么，市面上流行什么，西铁城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