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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我给它起名叫“阿波罗之夏”，写的正是这个夏天的故事。虽然我从不认为我是那群示威者中的一员，但这整个事件我对我的人生有着难以言喻的重要推动，我感到我有一种责任去写下这个故事。就像冯内古特说那些反战者，“我们还不如互相往脸上扔奶油蛋糕”，但我尝到了蛋糕的甜味，我几乎自负地认为，我是唯一一个尝到了它同时没有味觉失灵的人。我并不了解这场运动的始末，对于我来说，它起于里普科之夜，结束于温特伯恩议员之死。于是这个故事终究失去了我想要的新闻小说风格，沦为一个庸俗的爱情故事。

而人物并没有原型，我坐在打字机前，准备写出正式开头时，想起了之前我曾借住的两个地方，发生过谋杀案的大酒店和家庭经营的小旅馆，还想到了我每天早上到街头面包店里买的卡布奇诺和可颂面包，写下了一个几乎滑稽的开头：“我到美国最早的一年里，只点卡布奇诺，因为这是我唯一说得好的词，住在一家小旅馆里，店主的儿子告诉我这儿死过个名人，不是洛林旅馆*也不是大使馆酒店*，他说。”

当我去纽约州北买下那座闹鬼的农场之后，真正地成为一名隐者之后，我才发觉我将这段假期当做隐居有多荒谬。我不想写了就去酒吧里和别人喝酒聊天，他们还教我玩飞镖和纸牌。有时也和他们出海钓鱼，甚至在远海域放下笼子、深夜去收起来捕捉龙虾。我对物质没有太多追求，但在那儿都可以得到满足，我买了吸尘器使公寓保持干净，从不节制饮食，甚至会抽走私来的古巴雪茄。

在棕榈大街那儿有家加勒比海风味餐馆，店主是个波多黎各人，我经常四点左右去，总是最早的客人。他给我做烤三文鱼，配上加勒比海特色的混合酱汁，有时我们一起吃饭，聊天。他给我讲过些波多黎各人的传说。天神发觉他的儿子雅耶尔想杀了他，于是他将雅耶尔流放了四个月然后杀死、把骨头装在一个悬于天花板上的葫芦里，后来他和妻子发觉骨头都变成了鱼。“你看，我们在吃雅耶尔的骨头。”

他像是那种真的活过很久的人，有着讲不完的故事。有次我问他关于死在迈阿密的小阿尔伯特·莱特，他反问我真的一点都不了解，我说我没能在网上找到太多资料。“这当时是桩很有名的悬案，你说你在网上什么都没找到，看来我是跟不上时代了。那会儿我还在迈阿密打工，别的也不太清楚，我听说莱特把什么资料卖给了苏联人，他本来要被送去秘密审判，可是逮捕前，他就被人杀了。其实也不是个什么事，只是五六年后登月计划结束了，有个当年参与计划的科学家，叫林奇还是什么，他说莱特的那个巴比伦计划是个空头项目，并没有给他的机构提供设备，呼吁政府调查这个项目。这么一来小阿尔伯特·莱特似乎就真的是个苏联间谍了，但是他父亲可是王牌飞行员，美国精神的代表……但是谁知道呢，后来阿尔伯特·莱特也死了，林奇也没再追究下去。也许这个故事不够戏剧化吧，历史上悬案太多，也不少这一桩了。”

我听了一笑，“是啊，大家还是对登月迷局更感兴趣。”而事实上，我那时还不知道，这桩悬案对我的意义远胜于登月迷局，它不像阿波罗之夏那样是我人生最重要的转折点，但它是一条线索，最终指向我公认的最佳作品。尽管这令我感到自己是个窃贼，窃取了许多人半生甚至一生的故事。

我和我曾熟识的人切断联系，同时又建立起了新的联系。那时我还没有疾世愤俗到怀疑人与人之间交流的必要，或者说没有自我厌弃到刻意放弃与他人的交流。就算我不记得那些和我喝过酒的人的名字，我仍记得他们或悲或喜的人生故事以及豪饮后烂醉时的疯话。在我常去的那家餐馆，有位古巴裔的女服务员总能猜出我这天想吃什么——就算她猜不中我也不想扫她的兴，当我多次发觉她身上有伤、意识到那来自她酗酒成瘾的丈夫，我执意送她回家，顺便掐着她丈夫的脖子和他好好地谈了谈暴力的危害。

只是我没有怎么利用好那个露天阳台，除了在天气晴朗的温暖秋冬时日，我摊开软包长椅在阳台上睡午觉以外，再无什么值得纪念的了。但就算与之后那座农场里的花园相比，那座阳台也不显得荒芜，因为阳光和梦境已经足够多了。后来我捡了只猫，把它养在阳台上。它乖顺得不像只野猫，我第一次见它，它蹲坐在一个斜坡变得花岗岩上，它的毛色很怪，大概是一只黄斑猫和一只黑猫的后代，尽管如此我还是忍不住去抚摸它的背部，而它只是一动不动地坐着，等我用手指抚摸它的额头，它只是眨了眨眼睛。我问过附近的人，他们说并没有谁丢了猫，于是我把它抱回了自己的公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