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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房中术的探讨与实践，最早成形于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至秦汉之交时期。据考古记载，“房中之术”（后世简称为“房中术”），它是世界上最早的性学古本。西汉早期，《汉书？艺文志》即将其归入医学范畴，属当时医学的4个分支（医经、经方、房中、神仙）之一，后世皆依此而行，除道教典籍中收录有一些关于性修炼（有时也称房中术）的文献外，有关房中术的具体内容基本上都在医书中。

两汉隋唐时期，经济繁荣，学术昌盛，性学房中术亦因而得以发展，出现了一批新的房中术著作，内容上也有一定的发展与丰富。这一方面与当时开放的性习俗有关，另一方面得益于当时道家（教）方士的盛行，如葛洪、陶弘景、孙思邈等，都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医学家。但道家（教）方士房中术，追求得道成仙，只能满足封建统治者既要纵欲又想长生的需要，却阻碍了房中术的健康发展。如葛洪的《抱朴子内篇？遐览》，以后又见于《隋书？经籍志》子部医学类。冲和子所撰的《旧唐书？艺文志》又提到此书8卷，《新唐书？艺文志》作《冲和子玉房秘诀》再次提升为10卷，张鼎所撰。可是这几部书到宋时即已失传，只有日本丹波康赖的《医心方》中引用了一些，流传至今。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玉房秘诀》，该书论述了在房事过程中女子的性生理和性心理变化，认为如果女子已达性兴奋而男子尚未兴奋，则女子要安心定意地等待，不可使“阴精先竭”，否则会受“风寒之疾”；女子如果产生性妒忌心理而心情烦闷，阴精独出，就会憔悴暴老，所以女子应懂养阴之道，才能益寿延年。该书还从交合与损益的关系来谈择何种女子性交为宜，其中有一些科学成分，但也夹杂了不少以女子为玩物与淫逸取乐的思想。该书指出要以性交来纠正性交之病，认为有些人由于极情逞欲，或性交方法不当，或因过饱、酗酒，或因当溺不溺、当大便而不大便遂急于性交等情况而受的损伤，即应根据其病因和症状而“解酲以酒”，即以一定的科学的性交方法来治疗由于性交不当而受的损伤。这是古代房中家实践经验的总结，多与中医学的阴阳五行、气血经络理论相结合，含有气功导引之法，对后人在相关领域的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此外，《玉房秘诀》还提出了男女交合的“七忌”，论述了求子与优生的一些问题。这些内容和许多房中理论家所提出的交合禁忌与求子方法一样，既有科学成分，也有唯心迷信的成分，反映出封建社会男性以女性为玩物、侮辱女性人格、摧残少女的思想。

除《玉房秘诀》外，还有成形于战国至两汉之间的《素女经》。该书强调，性交和人身体的强弱是相互影响的，“凡人之所以衰微者，皆伤于阴阳交接之道尔”。书中提出了初步的优生理论，强调“爱乐”是两性交合的目的，也是为要生育“贤良而长寿”的子女。《素女经》提出“九殃”，即在九种情况下不宜性交，同时也提出了如何易于怀孕；认为性交是一种顺应自然的行为，压抑性欲、杜绝性交是有害的；但性交要掌握节度，可使“男致不衰，女除百病”，而不知规律蛮干则会“渐以衰损”。还详细阐述了关于性交具体姿势的“九法”。该书主张男子少射精，但并不主张每次性交都不射精，“久而不泄，致痈疽”。所以，《素女经》实为一本较为详细和全面论述房中术的古代性学著作。

北宋时期，程颐、朱熹倡导的理学盛行，宣扬“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宣扬“存理灭欲”，儒家的地位因此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加强。封建礼教使房中术受到扼抑，旧的房中著作流传受阻，新的难以出现。性医学只得从养生、生育的角度探讨房事，而耻于正面谈论性行为，因为“辞太近亵”，这和先期的儒派思想不谋而合。

《论语？季氏》中，孔子说：“君子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告劝青年人不可放纵色欲。《孟子？告子上》的“食、色，性也”，道出了性于人生的要义。《庄子》中体现的性自然观是道家性观念的核心和基础。《吕氏春秋》亦有阐述性欲当节制，过则伤人的道理，亦属性养生、性保健之先导。在儒派思想主导下，宋代在某些综合性医学著作和道家著作方面还是有了较大的发展，如南宋张杲的《医说》、陈自明的《妇人良方》等，其中亦有若干房中术的引述或辑录，但创新思想不多。沈括在《沈存中良方》中记载了“秋石”及提炼方法，专家认为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关于提炼纯净性激素的记载。

从学术上看，房中术的衰落也与其自身的局限有一定的关系，因时代的限制而缺乏先进的科学实验手段，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