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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年初冬,身着西装、风度潇洒的白薇,从长崎登上美国的远洋轮回国。海水拍击着船帮,为远归的游子演奏进行曲。充当下女,流浪街头,狂热的初恋,勤奋的学习……异国九年的往事,已留在身后。过去的已经过去了!着眼于未来吧!她头脑里索绕着美丽的憧憬和新生的希望。
革命文学团体创造社的作家们热情地接待了她。成仿吾、郁达夫、王独清、郑伯奇成了她新结识的好友,成仿吾还像老大哥一样,教她读马列主义的书。
十几年没有见到父母了,怀乡思亲之心油然而生,催促着她跋涉了八天,翻过高耸的大庾岭,回到了湖南资兴。秀流的水还是那么碧绿。可爱的家乡却由于连年军阀争战,官兵土匪的蹂躏和帝国主义的入侵,像个大病一场的女子,改变了娇美的容颜。
进了家门,她想拥抱母亲,却不料被母亲推出五六尺远。母亲看着眼前身材修长、鼻子上架着一副眼镜的“洋”女儿,困惑而气愤地摇了摇头,接着便嚎哭起来。当天,她就被打发到了舅舅家。
父亲一直躲着不见面,等女儿一走,马上就出来了。两位老人赶紧打开女儿的箱子,翻来翻去,没有搜到一件“茶花女”式的服装和首饰,只抄出一些简素的旧衣、书籍和她写的一些诗及诗剧《琳丽》。
父亲细细读了她的作品,觉得女儿是个“未来人”,即革命人,很有出息。二老悲喜交集,深悔多年误会、薄待了女儿,错听谣传。于是马上从舅舅那里接她回了家。父亲用慈爱的目光倾泻自己的感情。母亲特地杀了只黄母鸡,用甜酒汁蒸给女儿吃。妹妹把父亲抄检箱子的情形原原本本告诉了她。
父母同情女儿的境遇,考虑了女儿的未来,帮助她解除了同李家的婚姻关系。乡亲们希望她留下来,为家乡办学,培育人材。而她的一颗火热的心,牢牢牵挂着热火朝天的革命斗争。她早就幻想当一名女兵学习射击、骑马、枕戈待旦,闻鸡起舞,亲身讨伐糟踏祖国山河、蹂躏同胞、卖国求荣的北方军阀。她怀着满腔热血,辞谢了父老们的盛情,匆匆投奔革命中心武汉,这是1927年春天。
到了武昌,旅费快用光了,她住在一间很小旅馆里。白天用白开水送下一个面包,晚上臭虫成群结伙吸她的血。她在街上徘徊了几天,终于碰上了一个留日时期的补习学校的同学殷德祥。经殷介绍,她到国民政府总政治部国际编译局担任日语翻译。
她庆幸自己这么顺利就迈进了革命队伍,每天努力译着日本报纸上关于中国革命的种种报导和评论,供高级首脑们参考。业余时间抓紧写作,有时参加军民演出活动。过了不久,她又兼任武昌中山大学讲师,教授日语、动物、植物等科。
但事态的发展,出乎她的意料。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武器,血腥屠杀工人和共产党员。
4月下旬至5月下旬,武汉军队的主力北伐。自薇穿着军装,脚踏一双长统皮靴,站在职员队列里。
大会主持人慷慨陈词,动员大家武装起来,完成北伐,打退川军,打倒南京政府,统一中国。
白薇惊奇地发现,不论是在台上演说的,还是在台下听着的,越是职位高的,越是踊跃兴奋,越是对革命热情。她想:“他们那热烈滔滔的演说,有的犹如站在柏林的革命海军围住营前的斯巴达克斯团人领袖卢森堡;他们那一阵阵狂呼怒吼的口号,有些像巴士底狱的呼声冲霄破汉,他们那矫拔的精神,俨然个个都是站在群众面前的指挥;他们那觉悟的毅力,真个每人都以革命的铁血儿自命的。”
她越凝视这些纠纠雄伟的狂热奔腾的人物,“越感觉自己是一根茫茫飘荡的羽毛,算不得一个人……直像一砂石比泰山。”但是,她总有些不相信这天的光景是事实,以为“自己在做梦”。
不久,7月15日,汪精卫等控制武汉国民党中央,公开背叛了孙中山先生所制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的纲领。随之,汪精卫之流就和蒋介石一样,对共产党和革命群众实行“清洗”和屠杀。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惨遭失败,一线光明瞬息即逝。白薇真的做了一场“梦”。
她不愿同反动势力同流合污,辞去编译局和中山大学的职务,力拒同志和机关的挽留,愤然到了上海。到上海,她想演电影。创造社的朋友们劝她写文章,并把她的名字列入《创造月刊》的执笔名单上。创造社对她的影响很大。帮助白薇迅速成长的,还有一个重要人物——鲁迅。她第一次见鲁迅,是杨骚带她去的。
1927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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