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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恩·索夫特利以精致、大气的视觉语言追问人性不可知的隐秘；以影片主人公凯蒂、米莉和莫顿三个人的情欲链接着善良和邪恶、忠诚和背叛、人性和贪欲的两极。

我们应该喜欢这部精致而又大气的作品。精致不是矫情，不是做作，而是一种人生态度、一种超越的精神体验。精致的电影是毕生难忘的电影，精致的人生是美丽高贵的人生。任何系统只要与一个生命系统相互作用，就意味着它变成了生命的镜子或投影，发展到最后其自身就会染上或具备生命的性质。

《鸽之翼》就是这样一部人的本性和超越的精神体验对话的真正的电影。

不企望所有人都相信上帝，但是可以企望所有人都体验美的弥撒。

在一个有思想的艺术家那里性从来都不仅仅具有生物学意义，而必然从感官上升为心灵的体验，从本质上体现着一个民族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例如今村昌平的《山节考》、贝尔托鲁奇的《巴黎最后的探戈》、大卫·克罗南伯格的《冲撞》、卡洛尔·莱斯的《法国中尉的女人》、伊恩·索夫特利的《鸽之翼》等等。

他们的电影创作证明，20世纪的世界电影就是人类在电影本体、美学本体、人的本体的真诚对话。

序（三）

我们在《世界晴色电影精品鉴赏》第二辑中也在努力高扬着这种对话精神。

我们所说的对话主要是一种精神需求，是人类滋长精神力量的土壤。对话态度的前提就是谈话双方由原来的不平等到平等。

真正的对话结果是要激发一种突变，生成一种新的东西。这种对话是在两个平等的对手之间进行的。“用一种形象的话说，在这种对话中，文本就像是一部乐谱，在其演奏中不断得到读者的反响。又像是一个具有无限魅力的提问者，用自己一个个深邃而迷人的问题迫使理解者做出回答。而理解者一接触到这样的问题，就受到启发和感悟，所以他的回答已经不是那种死板的一问一答，而是将回答在瞬间转化为新的提问，从而使提问中有答，答中有问，问的时候已经有所理解，理解了一个问题就是进入一个新的更高层次上的发问。这样就不断地将对话引入更高的层次，使它成为一个开放的事件，使文本的意义在这种动态的过程中不断生发，直到无限。”（腾守尧《文化的边缘》）

本着这样的态度，我们有意继续把影片的读解定位于“作品分析”而不是“评论”。在作品分析中我们摒弃了那种非此即彼的判断，只想与读者以电影为媒介进行一种平等的对话。我们不想如某些写手那样评判了电影，再评判电影书籍。像蝗虫一样一路啃下去，留下一片残渣当做成果自鸣得意。我们也不想把自己的评判视为终极的“审判”，把自己的结论视为终极的“发现”，煞有介事，自说自话。我们认为以那样的态度对待充满对话精神的20世纪人类电影，实在有些犯傻。那种态度本身就是对人类艺术、人类精神的一种误读，就不具有对话精神。电影评论的根本“解放”是对话精神的确立。而不是以言不及义的猜谜运动代替电影本体的分析；不是把无法切近电影本体、离题万里的误解、误读和扭捏作态当做潇洒、新潮而自欺欺人。

曾经有人认为观众是上帝，也有人认为评论家是上帝，还有人认为电影家是上帝。其实我们都不是上帝。德国19世纪的大哲学家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1844—1900）不是早就说了吗：上帝已经死了。任何论说都只能是一种论说，任何分析都只能是一种分析，任何解释都只能是一种参照系。我们能做的就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在一种平和、平等的心态中接近一种更新和更强有力的精神追求——对于“对话”造就的高深精神境界和审美文化的追求。

有了这种对话精神，我们才能逐渐接近电影本体、美学本体、人的本体。

由于电影语言的特殊性和电影文化的实际普及状况，电影的对话还应该有一个常识性的前提。

那就是，我们在分析任何一部影片前应该知道：现代电影是导演的艺术。剧作、表演、音响、影像、剪辑等只是导演艺术的五个基本元素，而不是相反。

我们还应该知道电影是视觉艺术，以镜头的组接叙事、表意。因此，电影评论可以很随意，又不可以太随意。电影的读解事实上存在着专业与非专业之分。某些用一连串作者自己看了都会晕头转向的“新名词”连缀起来的“深刻”未必具有专业品位。

我们最应该了解的是：一个具有电影专业素质的评论家，或者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