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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参与。亦据该报说，阎作证说“他的主要意图是抢她的东西，根本没有打算要她的命”。同吴一样，阎也称杀人的事情是另外两人犯下的，但表示接受策划莲英之死的责任。他要求给他一部《圣经》，他料到自己会判死刑，对法庭说自己是天主教徒，请求处决时让神父在场为他做祈祷。法庭裁决两被告犯有刑法第376条所说的使用暴力抢劫并杀人罪，依法判处死刑。但报纸上的故事到此为止了，犯人最终怎样未见报道。陈定山在1967年的回忆录中说，阎瑞生和同犯被押送吴淞西炮台执行枪决，“观者又倾城而出，吴淞小火车，至车顶上亦载乘客。” 报刊有关审判的报道有个突出的特点，那就是描写莲英的时候使用非常有节制的、怀着敬意的语言。《字林西报》称她为“上海名气最大的歌女之一”，“普遍认为她的美貌在上海这个圈子中仅在一人之下”，“相貌不凡，十分美丽，被视为她那一行的第一流人物”。正是这个时期，洋人社会在激烈地争论应许可还是取缔娼妓业的问题，争论的范围中应包括歌妓在内。尽管如此，报上描述莲英的职业时，一点没有道德上表示轻蔑的意思。报纸倒是指出了她的一个弱点，但并不是责备这个漂亮女人到处抛头露面，同男人发生婚外关系，而是说她“总喜欢一身珠光宝气，为得到首饰什么都肯干”。报上两次评论说这恐怕是“她死的直接原因”，但却没有趁机斥责好装饰的习惯或敲打妓女。整个报道读来好像是在讲一个163上海社会知名的美貌职业女性求饶不得、遭到了骇人听闻的杀害。相比之下，给阎瑞生的画像是“好玩弄女性，品行不端”。他在消遣娱乐方面的趣味已预示了他的不稳重和危险：“据说他常常去看电影，顶喜欢那种耸人听闻的剧情。” 整个庭审过程中，小报提到莲英家里的困难也表示了同情。据说莲英在一只箱子里放了370元现金，但丧事花了1100元，她母亲只好当了莲英剩下的首饰银器，替她还了债，买了口棺材。此外，《晶报》说她母亲还付了一个私家侦探1000元，让他去抓阎瑞生（这一说法同有关逮捕阎的其他报道相悖），还需要更多的钱去告这个侦探。莲英的老客人帮她母亲雇了个律师来打官司，此人大概因常代表妓女出庭的缘故，得了“护花律师”的别号。但这场官司却未见任何报道。 10年后，《晶报》办了个专栏，缅怀故去的莲英。报道说莲英的家人将棺材放在公所，每年付寄存费，过了多年未给她落葬。莲英的女儿好冠由莲英的父母和兄弟抚养，这时已11岁了，正在学唱戏。莲英九周年忌日时，她母亲发了个讣告，请了和尚，在莲英落葬时为她念经。费用是莲英过去的两个老客人付的，应她母亲的要求，每人给了她300元。在这次的报道中，莲英的家人和从前庭审描写中的一样，显得稳重、有爱心、有决心讨回公道、有能力也愿意照料莲英的遗骸，并且中规中矩地抚养她的遗孤。 莲英死后，这一题材进入了通俗传奇领域，广泛地为京戏、沪剧、话剧、说唱、电影、商业广告等所采用，她的事情在街头巷尾传了二十多年。陈定山说，有一出根据莲英的事编写的戏里，为逼真模仿妓院荟萃的四马路（现福州路）夜景，演员居然将真的汽车开上舞台。另一个场景中，演员在台上吃起西瓜来，这件道具在严冬季节价格十分昂贵。还有一出戏里有莲英被害后托梦给妹妹一场，饰妹妹一角的女演员“时方红极共舞台”，戏中名曲“你把那，冤枉事，对我来讲”灌了唱片后，“北里歌场无不摹仿”，演艺与人生关系何其紧密。一个扮阎瑞生的演员演得逼真动情，据说“台下观众，有识阎瑞生者皆为泣下”。有的上海人相信阎实际未被处决，说是他的朋友朱少爷给他买了个替死鬼。陈定山评述说，国家大局动荡不安，164上海人却陷在莲英的事情里头拔不出来，意思是说莲英的案子转移了人们的视线，大家不去考虑更为严肃的问题了。他还称莲英和阎瑞生为“黄色新闻之鼻祖”，说他们开创了一种风气，使殉情谋杀之类的新闻成为大众贪婪猎取的对象，并被敷衍成台上的戏。他以有点尖酸刻薄的口气评说道，所有扮演莲英的女伶“扮相之美，皆胜莲英本人十倍”，还说莲英居然“藉死以留名，亦云幸矣”。 陈定山写莲英一案始末，已事隔四十多年。他为此类故事的演绎过程提供了很好的例证，使我们看到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故事如何积聚起越来越丰富的层次和细节，而其中大部分都是无法证实的。例如，陈定山写道，阎瑞生一开始想抢的不是莲英而是小林黛玉。小林黛玉甜言蜜语地从客人那里骗来的钻石首饰让阎瑞生垂涎三尺，而钻石是那个客人从自家兄弟开的珠宝行中顺手牵羊“借”来的，物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