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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他兄弟的主顾。小林黛玉拒绝了阎的邀请，不同他出去兜风，“时王莲英适出夜堂差回……珠翠满头，亦复耀眼”，阎当场决定转对莲英下手。按陈定山的版本，阎瑞生并没有想杀害莲英，但他的同谋一定要杀她。据说犯案后，阎对妻子下跪，大哭着坦白了杀人的事。莲英的厄运就这样被表述为一连串倒霉事故所酿成的结果。 高等妓女为人倾慕也好，受人责难也好，作为人们构建生死冒险经历的假想对象也好，总之，她们的故事是上海大都市生活的一道主菜。通过各类报刊和文学样式广为传播的娼妓故事使这些女人成了公众人物，有关高等妓女的消息可以用以交易，对人和事的描述可以任意添油加醋。故事的流传过程本身也在塑造着都市社会，这个社会的基础是一套共享的知识，那是娼妓故事所共有的成分。从这个意义上说，高等妓女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上流社会。上层的客人花钱狎妓，为得到妓女的垂青相争角力，他们还为妓女立传。林黛玉、李苹香和王莲英这样的女子由此而成为更广大的都市读者群的偶像，人们从她们的生平中吸取了经验教训，懂得了什么是得体的女性行为，了解到都市中潜伏的危险。 但是，如果现代读者想找到下属群体的声音的话，那么大量查阅妓女生平详述是很靠不住的策略。高等妓女的故事中关于能动性、狡猾、渴望、才能、欺诈、暴力、忠诚、尽孝等等的事例应有尽有，简直可以说是个意外发现的宝库，其主题之丰富多样足以同时满足各种人之所需，研究女权主义的、研究儒学的、爱看热闹戏的，都可从中找到自己所要的东西。作为单个的故事看，它们很容易让人着迷。但是作为一种故事类别来看，它们都那么老一套，看了上文便知下文，这又使人清醒。坏女人总是孤独地死去，好女人总是嫁到了好人家，而在都市的警世通言中，死女人成了有关暴力和贪婪的转喻。这样来读妓女的故事，除了类别本身所含有的训诲之外，几乎看不出什么别的名堂。细节的堆砌使每个故事看上去都很独特，165但是细节再多，却仍未提供任何线索，让我们认识到妓女如何理解自己的生活。我们能找到关于某些名妓的最大量“事实”，但恰恰是这些名妓完完全全地消失在自己的故事的深处，真是一种讽刺。

第六章　职业生涯（六）

社会认可的仪式：花榜评选 冶游者和读者还通过另一种方式创造并认可了他们所共处的社会，那就是选拔最成功的高等妓女上“花榜”的活动。名妓竞选于19世纪60年代至1920年间不定期举行。类似的选拔在苏州地区自17世纪中叶就有了。花界的选拔也有一整套描述和评判的复杂仪式，其中一些方面常有意攀比选拔文官的科举考试制度。但是学子（男性）经十年寒窗后参加了选拔的笔试，而妓女则不同，并不是自己想参加评选就能参加的。先是妓院的常客们应邀提名，将他们爱宠的妓女开个“花名单”，受到举荐最多的妓女获得与科甲第一名同样的品级，即“状元”，然后也同科甲一样，依次颁发“榜眼”、“探花”等品级。妓女上花榜头几十名的机会大约是百分之一，这比男人的机会多多了：乡试中举而参加殿试者，能考上进士的三千人中仅一人。有几年，美貌者与技艺精良者分列“花榜”和“艺榜”，后者从科举武科品级。此外还有“叶榜”，品评优秀的阿姐大姐。 尽管评选名妓依据的是相貌和技艺，与当代选美活动的评判标准差不多，但两者至少在一个重要方面根本不同：选名花的时候，人们看到的品评对象不是女人本身，而是狎客们为她写的推荐评语。小报请诸君将推荐投送报社的公告部，报社收到一封就刊登一封。在1897年的选举中，夺魁的张四宝得了9份推荐，第二、三名各得7份。冶客利用投票保荐的机会，滔滔不绝，盛赞意中人的美德，同时也向其他文人学士展示了自己的文采。一般在开榜时会重印写得最好的评语，一连推出几十位名花，一饱读者的眼福。有些花榜列出名花的姓名、住址、籍贯、年龄后，用一首短诗描摹该花，166或评论她的衣着、人品和家世。有的将女人比作花鸟，漂亮的辞藻都用在了象征物的羽毛、色泽上，对妓女本人倒是不注意了。 另有一些来函评论选举的步骤，风趣地提出新的评选项目，对选拔标准提意见，替自己的意中人辩护，或是对评选结果表示不满。评选活动的主办报纸费心地对读者说明，他们并没有在评语上做任何手脚，对当选者的评述完全是原封不动从所征集的读者来函中抽取的。公众对高等妓女的讨论在这些推荐品评的引导下进行，而讨论又锻造了一个妙语连珠、说话机敏的群体，其中的文人个个都在炫耀自己的辞章。一部收了1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