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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守孙邕见，出过勋。时营垒未成，但立标埒，邕邪行不从正道。军营令史刘曜欲推之，勋以堑垒未成，解止不举。大军还洛阳，曜有罪，勋奏绌遣，而曜密表勋私解邕事。诏曰：“勋指鹿作马，收付廷尉”。廷尉法议：“正刑五岁”。三官驳：“依律罚金二斤”。帝大怒曰：“勋无活分，而汝等敢纵之！收三官已下付刺奸，当令十鼠同穴”。太尉钟繇、司徒华歆、镇军大将军陈群、侍中辛毗、尚书卫臻、守廷尉高柔等并表“勋父信有功于太祖”，求请勋罪。帝不许，遂诛勋。勋内行既修，廉而能施，死之日，家无余财。……莫不为勋叹恨。

由上可知，法律并不能约束皇帝的淫威，然而，三官总算可以提出自己的异议，毕竟比世人皆钳口不言好一点。又如《三国志》卷12《司马芝传》言：

司马芝……迁大理正，有盗官练置都厕上者，吏疑女工，收以付狱。芝曰：“夫刑罪之失，失在苛暴。今赃物先得而后讯其辞，若不胜掠，或至诬服。诬服之情，不可以折狱。且简而易从，大人之化也。不失有罪，庸世之治耳。今宥所疑，以隆易从之义，不亦可乎！”太祖从其议。

司马芝的话，虽不合乎应把每一案件搞清楚的道理，但在专制法律动不动就酷刑拷打、每每冤杀无辜平民的残虐情况下，还是不无可取的。

大鸿胪秦称典客，汉景帝改称大鸿胪。王莽称典乐，东汉三国均称大鸿胪。大鸿胪掌与诸侯国及少数民族有关事宜。

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孙权因阴谋夺取荆州，遣使表示降操。及黄武元年（222年）孙权大败刘备后，又复叛魏。魏三公奏请“免权官，鸿胪削爵土”。说明鸿胪是掌管属国和少数民族事务的。曹丕对兄弟诸王颇苛刻，“兵人给其残老，大数不过二百人。”对曾与他争夺太子宝座的曹植更“事事复减半”。还不时向藩国调发士息。后来曹植向曹叡上书言：“被鸿胪所下发士息书，期会甚急。”可知向藩国调发士息，亦属大鸿胪职责之一。“鸿”，大也；胪，传也。皇帝接见诸侯或属国酋长时，掌赞礼者大声传呼之，故称大鸿胪，又称典客。传呼声与乐声并作，故王莽名之曰典乐。大鸿胪最经常的职掌即典诸侯王等朝见天子的礼仪。

宗正亦秦官，汉平帝时，王莽专权，改称宗伯。莽代汉，并其官于秩宗（太常）。东汉复称宗正。掌皇族与外戚事务。两汉皆以刘姓宗室充任。就史书所见，曹魏时任宗正者仅有曹恪、曹楷，分别见于《晋书》卷19《礼志上》及卷31《后妃·文明王皇后传》。未叙有具体事迹。魏既苛待亲族，又禁外戚干政，宗正之职自然处于无关紧要地位。司马氏专魏政之后，更以光录勋郑袤兼领宗正，表明宗正更不受重视了。

大司农秦名治粟内史，景帝改称太农令。武帝改称大司农。王莽先改羲和，继名纳言。东汉复名大司农。魏初设大农，黄初二年（221年）改大司农。蜀、吴亦各有大司农。《后汉书·志》第26《百官三》言大司农的职掌说：

掌诸钱谷金帛诸货币。郡国四时上月旦见钱谷簿。其逋未毕，各具别之；边郡诸官请调度者，皆为报给，损多益寡，取相给足……郡国盐官、铁官本属司农，中兴皆属郡县。又有稟牺令，六百石，掌祭祀、牺牲、雁鹜之属，及洛阳市长、荥阳敖仓官，中兴皆属河南尹，余均输等皆省。

大司农到东汉时，虽仍说掌钱谷，但也只掌国家钱谷的不大部分，且主要附属机构已不存在，故经济颇形拮据。

三国为扰攘多事之秋，大司农的经济收入自然更差，因之只能供给一些如同水利工程之类的兴建工钱，如《水经注》卷9《沁水》注引《魏土地记》载魏野王典农中郎将司马孚给魏明帝上表曰：

臣被明诏，兴河内水利，臣既到检行……方石可得数万余枚，臣以为方石为门，若天亢旱，增堰进水……经国之谋，暂劳永逸，圣王所许，愿陛下特出臣表，敕大司农府给人工，勿使稽延，以赞时要。

由上可知，大司农的职掌之一是为兴修水利等事业出雇工钱。我们前已言及，典农官并不隶属于大司农。假若大司农是司马孚的顶头上司，他就不会绕过大司农而请求皇帝转“敕大司农府给人工”了。据《后汉书》卷41《钟离意传》：

钟离意……显宗即位，征为尚书，时交阯太守张恢坐臧千金，征还伏法，以资物簿入大司农。诏班赐群臣……时诏赐降胡子缣，尚书案事，误以十为百，帝见司农上簿，大怒，召郎（尚书郎），将笞之。意因入，叩头曰：“过误之失，……臣位大罪重，郎位小罪轻，咎皆在臣，臣当先坐。”乃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