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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无此基础，任何悲剧，只不过是悲剧，断无什么“悲剧精神”可言。在这个意义上，《哈姆莱特》、《奥赛罗》是悲剧，但只有《普罗米修斯》、《辛德勒名单》和《九三年》、《双城记》、《钢琴家》、《美丽人生》等才有“悲剧精神”。
五、作家余华曾说过这样一番话：“对于我，写一个人的欲望远比写他或她的性格更重要，也更能引起我的兴趣。”——这是我所听到过的，关于在小说创作中如何塑造人物的特别经验性的见解。以此见解来重新诠释《巴黎圣母院》和《红与黑》，将无疑更加深我们对富娄洛和于连的认识。对全人类古今中外的文学现象作一番扫描，我们当会发现——余华的见解其实具有普遍性，乃是早在实践着的一种创作的方法。在中国作家中，余华的《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确乎在此点上达到了一种自觉。
六、但须切记——对于文学，文艺，没有哪一种方法是最好的。仅就创作的方法论而言，没有唯一。使《基督山伯爵》的人物立体的，不是别的，正是欲望。而使《悲惨世界》的人物成功的，则不完全是欲望——起初是欲望，后来是信仰。基督山伯爵是欲望的化身；冉·阿让是信仰的化身，是米里哀主教的传人……
七、最主要的是，要理清一条中国现当代文学演变的线索，一旦陷入方法论的孰高孰低，不但是作茧自缚，而且是自以为是——等于糟蹋了一篇较有价值的论文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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