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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因为王位的诱惑，长安君大概不会铤而走险；如果不是为了保住王位，秦王政也不会采用血腥手段进行镇压。据《史记正义》，长安君是兵败自杀的。嬴政不仅将弟弟“戮尸”，还下令将长安君麾下的将士们全部杀死。由于长安君是在留屯造反的，嬴政又下令将留屯的居民全部迁移到临洮。

嬴政八年后清除弟弟长安君的行动，根本没有一点兄弟亲情。由此可知，嬴政一定与长安君有着根本的利害冲突，这就是对王位的争夺。

当然，嬴政即位之时，应当是波澜不惊的。朝中有吕不韦，宫中有赵姬，嬴政顺顺利利地成了秦王。

经国巨贾吕不韦（12）

第八章、助人贵在雪中送炭

一

吕不韦先投机商业转而投机政治的经历，成了后来的效尤者的好榜样。汉高祖刘邦年轻时不务正业，经常被其父亲批评，劝他向他二哥学习，好好务农，治点家业。等刘邦做了皇帝之后，在未央宫大宴群臣，还将他父亲也叫去，当着群臣的面羞辱刘太公说：“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意思是：“当年你常常说我是市井无赖，在谋生治产业方面不如老二。你看看我如今挣下的产业，和老二相比，谁挣得多？”于是“殿上群臣皆呼万岁，大笑为乐”。在群臣的哄笑中，我们可以想象当时刘邦父亲的尴尬状。

当然，刘邦的所作所为与吕不韦的投机截然不同。刘邦之言，只是说明投机政治所带来的回报与投机商业的收益相比，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吕不韦对政治人物进行风险投资取得辉煌成功，这在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是罕见的，说他是空前绝后、震古烁今的风险投资家，似不为过。

吕不韦的实践，给了后世的精明商人以丰富的启迪。在封建专制时代，历来都是官商勾结，亦官亦商，当官发财是紧密联系到一起的。

有个贪官说出了一句名言：“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发了财想做官，做了官想发财，其实都是为了发更大的财。做了官，不仅有了社会地位和护身符，而且更有了发大财、发横财的基础和条件，可以得到单纯经商所得不到的收益。

吕不韦由商而官的投机行为，为的是发横财。其实，横财与横祸是紧密相连的。当然，成了一国之相，有了花不完的钱，吕不韦便开始考虑做点能流芳百世的事业了。于是，他由经商转入他的经国生涯。

吕不韦由经商而经国，令古今中外的商人们自叹弗如。后世的商人们或有意或无意地都在向这位经国巨贾学习，但很少有人能遇到吕不韦所把握的绝好机会，也很少有人能有吕不韦这样的野心。

在专制社会里，商人们学吕不韦，在政界人物身上投资，多是为了结交一些政界的朋友，以便让他们给自己撑起保护伞，帮助他们获取更大的利益。

结交政界人物，以财物进行贿赂固然必不可少，但最佳方法还是像吕不韦那样，寻找目前还比较失意、但将来比较有发展前途的人进行长线投资。这种投资是一种雪中送炭般的感情投资，一旦此人将来发迹，那么，收益将是巨大的。这是一种投资少收益大的风险投资。

《吕氏春秋》中有这么一句话：“衣人以其寒也，食人以其饥也。饥寒，人之大害也；救之，义也。人之困穷，甚如饥寒，故贤主必怜人之困也，必哀人之穷也。如此则名号显矣，国士得矣。”

这段话的意思是：给别人衣服穿要在人家挨冻的时候，给别人东西吃要在人家挨饿的时候。饥寒，对于人来说是大祸患，在这时候救助人，才是仁义之举。人在事业上遇到挫折，比挨饿受冻还要严重，所以说，贤明的君主要怜惜穷困之人，给他们以出路。如果这样做，那么，君主才能得到爱才之名，也才能得到国家的栋梁之材。

吕不韦主持编写的《吕氏春秋》跟后来的《资治通鉴》一样，主要是写给国君看的，意在教育国君如何治理国家。其实这段话，不仅对国君是至理良言，对任何一个人都有教益。

《吕氏春秋》中的这段话一言以蔽之：要雪中送炭。

在人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去帮助别人，这才称得上是“义”。

从商人的角度来讲，“雪中送炭”，是对暂时处于穷困之中的人才的一种投资，既帮助别人摆脱眼前的困境，也为将来得到别人的回报埋下了伏笔。这是一种投资小收益大的投资。

用股市上的一个常用词来说，这叫“逢低吸纳”。

二

逢低吸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