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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合作下去。当时我回答了句很“土”的话说，百花文艺出版社真够朋友。这个朋友，不仅给我解了忧患，重要的是使我增加了前进的信心和勇气。文学事业的成功，没有比自信心更具有神奇力量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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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后：活着与死去一纸之隔（2）

还是在这种心境下，我来到三河县段甲岭，又看到了我喜爱的黄色，听到了乡亲们朴实亲切的问候，心情更加舒畅！乡土的温馨使我融化在对未来的向往中。我在这里挂职段甲镇的副镇长，有更多机会，从不同角度了解80年代初的中国北方农村。夜晚和老乡们睡在一条炕上，聊到深夜，那些动人的做事，像一股股热流激发起久已尘封的创作欲望。我又找到了自己的精神上和生活上的根。

那几年文学界是个矛盾体。一方面不断有好的文学作品推出，不断有新的、有希望的、人们为之振奋的新人出现；另一方面，有一些乌七八糟的作品、作者、文艺思想充斥于市，色情的、打斗的、乱编乱造的可以罗列一大堆。这些东西到处都是，有才能而且会有成就的作家出不了书。老老实实地、本分地爱护自己的作品，也爱护自己的人品的作家出不来书。有些人可以出书，是因为被利用，出版社总得要装个门面，出的是名家的书啊，装点装点。文化、文学、文艺部门被称作“文化乞丐”。我们文学界也混进了一些不要脸的。他们能钻，又不要脸，挤得这些正派的、想走正路的作家没办法。把这完全归罪于改革开放也不公平。这种现象造成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危害。中华民族的子孙，吃了四十多年社会主义饭的、爱国的、对这块生我养我的大地有感情的人，无不为这些现象的出现担心、忧虑。我在这种情况下写了《苍生》这本书。

这书写得不是十全十美，不是很好，我也不满意，艺术都是遗憾的吧。写这本书的时候不是战战兢兢的，而是小心翼翼的。同志们可以想到当时的情景，那时农村形势一片大好，许多作品写到农民富得有钱都不知怎么花了，坐飞机旅行，住高级宾馆，在沙发上跳一跳，农村富得简直就不知怎么活了。在这种情况下我写《苍生》，同志们可以想象我这种小心翼翼。我不是说富的没有，坐飞机旅行的没有，住高级宾馆在沙发上跳的没有，但是更多的农民没到这个程度。农民都讲，不用说坐飞机，连看都没看过，高级宾馆连门也进不了。我不能否定某些作品写的那些存在，但我说的这种现象也是存在的，它也不是个别的现象。我辩证法学得不好，但我总知道，服从大多数，这个思想我是比较深的，烙印也比较深，要看大多数，所以写这样一本东西，得到了肯定。

1988年，六百页的长篇小说《苍生》悄然地摆到了新华书店的书架上，随后又在广播电台小说连播节目里播出。媒体说这是《艳阳天》的作者沉寂十年后的崛起。第二年国庆，又获了建国四十年文学作品征文头奖。

《苍生》的出版的确把我从无人理睬的境地一下子又推到热闹的文坛，也给我引来了新客人。评剧表演艺术家赵丽蓉和我同是宝坻老乡。她找到我，说，你的《苍生》把我的戏瘾勾上来了，我一定要演你笔下的田大妈，我要为河北老乡塑造好这个形象。你一定要把《苍生》搬上电视呀！

赵丽蓉的话使我为之一振。《苍生》只印了一万多册，能有几个农民看到？如今虽不能说在农村家家有电视机，但一村怎么也有几台，人人都有机会看上电视了。把《苍生》改编成电视剧，农民们在炕头上就能看到！我当时感激地握着赵丽蓉的手，谢谢她给我出了这个好主意。

谁知就在我回忆这段时，这位受人欢迎的好演员辞世而去了。想到我们的友谊，想到她的音容笑貌，我真的非常难过。我的好多朋友都走了，这对步入晚年的我无疑是巨大的打击。对死，我想过，作为唯物主义者应当正视自然规律，勇敢地面对它。我一直相信自己是个勇敢的人，能正确对待一切挫折。但谁能没有死的恐惧呢？想到它让我和好友们永远无法再见面，泪水抑制不住要流出来。

听到我要把《苍生》改编成剧本的消息，有四五家电视台找上门来。我觉得自己是河北人，写的又是这里的事，所以最后和河北省电影电视剧制作中心签了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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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后：活着与死去一纸之隔（3）

就这样，1989年3月，一支四五十人的摄制组来到了段甲岭及周边几个乡镇。除了赵丽蓉，还有老演员梁音，年轻的我就一个也不认识了。他们是来拍《苍生》的，消息一传出，三河从领导到普通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