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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非常关心。只要剧组一提要求，大家立即想办法满足。我呢，也撂下笔，跟着跑前跑后，忙得不亦乐乎。我们都住在段甲岭镇政府院内，一块吃机关食堂的饭，一块谈剧本，谈人物创作。赵丽蓉精益求精的演技，开朗乐观的情绪，处处为别人着想的言行，一直深深印在我脑子里。直到在电视台播出后，两年时间，我什么也没写，但这部电视剧里融入了我的心血，我感到欣慰。《苍生》虽然拍了电视剧，看的人很多，但肯定没有我以前的作品影响大。这一点我心里明白，也并不感到失落。时代变了，我已过了虚荣的年纪，只要乡亲们喜欢，我就满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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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我已住到了“泥土巢”。这是三河县委县政府给我在县招待所盖的小院，在这个“巢”里我要接着写带着泥土香味的作品。不仅自己要写，还要让有兴趣、有才华的年轻人和我一起写。三河没出过作家，但我知道，这里有苗子，缺的是引导和机会。回想我自己初学写作时，也是闷头乱撞找不到门路。《北京文艺》、作家出版社、巴人、萧也牧的指导和帮助使我认识了文学的规律和自己努力的方向。这些我也要提供给三河热爱文学的年轻人！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们。

以“播撒文学田苗，呼唤农村文学，扶植农村文学青年”为宗旨，我创办了《苍生文学》，到1998年底有三十四期了，它给了普通创作者一块园地。这正是目前商品大潮中，许多文学刊物办不到的。

我是个专职的文学工作者，放下自己的写作，立志在农村这块土地上搞文学绿化工程，才办起《苍生文学》这本刊物。假如没有作者们热心积极地给我主办的刊物供应稿子，不实实在在地支持我主办的刊物，刊物就会自生自灭，使当初我在三河县文联成立大会上所宣告的誓言和诺言变成空话。如这样，岂不等于把我扔在前不见村落、后不见人烟的荒漠里了！

当然，我还有造反的自由，可以知难而退地“逃跑”，可以停办这个刊物。可是，我左思右想下不了这个决心。

我老了，再老下去就得死，这是谁也抗拒不了的自然法则。然而，文学事业不能老，更不能死。我太爱这个事业，爱得发昏，爱得成癖，爱了足足一生。这样的深爱，将会跟我的生命并存亡。

我知道，有一天我死了，文学事业还会活着，这是一定的。我所担忧的是，在我们人口众多的农村里，在我们三河县，文学事业有可能出现那种不死也不活的局面，这也许是杞人之忧。不幸的是，我老这样地胡思乱想。

要使文学事业在农村生根开花、不老不死、青春永驻，就须有新的、年轻一代的文学爱好者一个接一个、一批接一批、一代接一代地降生、长起。这才是我们这代人所思虑的至关重要的大问题！

一个叫陈绍谦的农村青年，患先天性心脏病，给我写信诉说苦闷和绝望。看了信，我第二天便赶到他家，希望能帮助他鼓起勇气，积极地生活。我鼓励他拿起笔，把自己的哀怨倾诉出来。果然，这个勤奋而灵秀的青年写出了不少好作品，有的还获了奖。他在《苍生文学》上发表了八篇小小说，在《北京文学》上发表了二十五篇之后，我觉得该为他出个集子。和我一样，他是一个农家子弟，家里没钱，没门路，要想出书谈何容易。这种时候，只有拉下我这张老脸，替他拉赞助，找评论家了。有一个广西某饮料厂，让我做广告，说一句“喝了××饮料，我还可以重新写部《艳阳天》”，可以给我一百万人民币。我拒绝了。有的人可能不理解我的决定，现今是商品社会了，这有什么呢？但在我的观念中，这种做法不符合我做人的原则。新加坡一个财团要出二百万元买下我作品的所有版权，我不干。我是中国人，作品当然属于中国，将来有人要改编我的作品还要到国外买版权，这叫什么事呢！但为了陈绍谦，我别无选择，只能去找企业，而且一点不觉得不好意思。令人痛惜的是，陈绍谦，我年轻的朋友，没有见到集子出版便去世了。有人问我既然如此，为什么还一定要给他出书，人都死了，为什么不为活人去忙。正因为如此，我必须帮他完成心愿。不仅告慰死者，也为了鼓励后来人。果然《陈绍谦小说集》出版后，文学青年纷纷写信给我，希望能像他那样写作不息，将生命在创作中升华。

文革后：活着与死去一纸之隔（4）

有一年回昌乐，我忽然想到一个叫李祥才的业余作者。当时，他和我推着一个破自行车，沿江河崖采访。后来我回北京，他还背着一撂稿子来找我。记得他眼睛大大的，挺活泼。听我问起这个人，陪同我下乡的县、公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