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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也还偶尔举行一次批判会，把已成死老虎的领（主）代（理人）分子批斗一番。这个村庄安居乐业。这期间在邻区，倒是发生了一件惊心动魄的大事儿：有人从事地下宗教活动被检举，那些宗教用品被作为活教材举办了展览，用来进行阶级斗争教育。我们接到了通知，乘坐马车沿青藏路的这一段去往邻区的区公所，听取情况介绍，并参观作为罪证而现在被称作文物的那些佛像和法器。

那时我对于西藏农村的总体印象是，除了语言和主食的不同，和内地的乡村没什么两样啊。虽然日常生活中有少许差别，例如，人们从不用肩，没有过“挑”的概念和动作，无论背水，背筐，背石头，用的都是背，绳带绕过胸部和肩脚下方。那时我不知其所以然，也不会有人冒险告知我，是由于肩上有命灯、体神和战神的缘故——乡村本土的传统文化面貌迟至第十八年才由《灵魂像风》传达出来。

起初几年的日子就这样走过来了：节奏缓慢，内容简单，那时的天空晴朗但没什么光彩。越到后来，路况和境遇都显得复杂而崎岖，上空风云变幻，飞沙走石，足迹和心迹都轰轰烈烈地进行着。最后，这个最后也许就是当下，结束的时候可能会是戛然而止。

这一过程，是内在体验的深化和生命质量的提高。

个体生命的进行今天看来仍不足道。它的价值也许只体现在完成了这几本书。

大凡一个人乐意离开他自己的本土文化，去往异族异邦之地，想要获得的一定是差异、未知，是前所未有的全新的经验。后来的几年间，我之所以热衷于牧区、藏北，正是基于对那种游牧生活以往全然无知。这热情持续了若干年，直到走遍了那四十万平方公里上的每一县份，包括只能在严寒季节穿越的无人区。多年的藏北之行使我获知了牧民生活的完整印象，他们古老的精神世界的全部：神山崇拜和格萨尔王的传说。再有就是，每想起西藏，首先映入脑际的就是藏北风光：天有多蓝，云有多白；天有多低，云有多近……

《藏北游历》就记述了这些。

一九七八年至一九七九年之交的三个月里，我第一次去藏东昌都地区，第一次沿川藏线穿越西藏的大森林。遮天蔽日的黑绿色林莽中，淡绿的松萝犹如流苏飘逸如帘。夜晚松涛如吼。横断山脉的高山深谷间，民居的木房子显示着另外一种生活传统。次年春季，历时七天我乘坐解放牌货车走完了自成都至拉萨二千四百多公里的川藏线。那时，色霁拉山的杜鹃铺天盖地如火如荼；又一年秋季在错高湖畔，我体验了今生所能领略感受的终极之美。夏季里泛滥的湖水复归澄澈，在红绿黄相交织的山野的怀抱里沉醉着。湖心岛童话般地铺设于碧波之中，秋叶婆娑隐现着小小的寺宇、经幢。岛上千年古松挺立，经霜愈益青葱。隔湖望去只有岛心一株巨松通体灿烂，犹如黄金铸成。那时我正醉心于弗雷泽的《金枝》，金枝正是远古森林之王的权力象征。从此这湖、这岛、这金松便就成为脑际中最高贵渺远的意境了。

——虽然过后我从林芝农牧学院高原生态研究所的专家那里得知，这只是一株因病而枯死的古松，在它渐渐萎黄时就曾救助过它，未果。遗憾之余，我说，它虽死犹生，虽死犹荣。愿它的灵魂守护着它，五冬六夏，一道金黄的风景。

这个高原生态研究所所长是徐凤翔，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大姐，黄宗英所写《小木屋》的女主人，生态保护的传教士，同时主张科学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一位积极的生态保护主义者。她利用一切可能之机，甚至在她路过的地方也召集会议进行传教。如今她的弟子和信徒众多。我曾几次访她未遇。那一次她的年轻的弟子问我，注意到错高湖南岸山坡上的阔叶林带没有。当然。那片丛林的色彩随时令变化而变化，春夏青翠，深秋红黄，冬季落叶，作为观赏，是再美不过的了。但是，那是一片次生林。是原始森林被砍伐后重新栽植的。原生林是云杉，它们一去不复返了。气候和湿度都不再相宜了。

林芝给了我无与伦比的美意境，我没能把它写成一本书，是深入和道行都不够的原因吧。

也还是在这个农牧学院，一九七九年第一次昌都之行的归途中，我们住在这个学院的招待所。从高音喇叭里，我听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的消息。那时我心里一动，这消息对于一个国家对于我个人的重大意义后来才渐渐显现出来。那是我向着太阳歌唱的诗歌时代的发端，在西藏，茅塞初开的年代，我首先发现了我自己。所以我首先成为了诗人。

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对于自我的发现是个了不起的发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