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部分(第3/4 页)

在，但由于经济的全球化，大多数企业已不太可能再受民族主义的推动了。

一些企业以普遍性为经营理念，像国家邮政网络、过去的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英国国家健康中心（National　Health　Service）、大多数的铁路服务公司和万维网都是这样。普遍性源于欧洲启蒙运动思想，后来在康德的普世伦理思想之中得到最有力地体现。18世纪末期，在休谟之后不久，康德在作品中表达了与之相类似的追求：为道德责任寻找宗教之外的依据。比起感性来，康德更偏重于理性。休谟相信　“道德并非出自理性”，而康德则认为道德基于理性，并且能像数学一样被普遍应用，他将其认识总结为两条规则：“以所有理性者都遵循的信条作为行动指导”，“要把理性当做目的，而不仅仅当做手段”。

直到如今，康德仍是影响最为深远的伦理哲学家之一。他的道德学说与人们普遍赞同的一种观点相吻合：道德责任以普遍存在的根本理性为依据，同人们的情感或欲望无关。他的思维体系在今天仍对政策的制定有重大影响。普遍性理论在公共企业里和美国西部地区的基础建设中成功地起到了推动作用，但跳出公共企业和垄断性行业，在不断寻求市场划分和自身独特性以谋求建立优势的竞争型企业当中，要想运用这一理论就很困难了。

行业背后的宗教性对商业也有着很大的影响力。16世纪，马丁·路德首次宣扬了这种宗教性，以敦促基督教徒们在上帝为他们指派的岗位上勤奋工作。约翰·加尔文以马丁·路德的思想为基础，宣扬世间一切成功都是上帝的恩惠，取得成功者都是蒙上帝挑选能得以永生的人。果然，一些信徒受到了极大的鼓动，他们奋发图强，希望以此来证明自己就是那蒙受挑选的人。根据马克思的理论，由宗教性原因所驱使的工作道德就是这样产生的。虽然在19世纪，基督教义仍然支撑着像英国巧克力制造商约瑟夫·朗特里（Joseph　Rowntree）这样的贵格会企业22，但是总体来说，工业革命之后，基督教义对工作道德的影响在逐渐减弱。即使在今天，美国的为您服务公司仍以“在一切所有行中敬仰上帝”为信条。23一些###信徒领导的公司依旧带有明显的宗教色彩，而帕西人的信仰也仍然支撑着印度的塔塔集团（Tata　Group）。24

训诫，我们要说的最后一种目的只体现在天主教这种特定的宗教形式中。公元5世纪，在汪尔达人对养育他们的罗马文化进行野蛮摧残之时，希波的圣奥古斯丁为维护天主教堂的最高道德权威而据理力争。他坚信无论现实的环境多么恶劣，信徒们只要仰仗天主教顽强的精神力量，接受天主教义中的神圣训诫，就能永远心存希望。奥古斯丁的宗教理念在欧洲延绵了一千多年，后世虔诚的追随者纷纷用行动巩固了他们的信仰：圣本笃发起了返璞归真的修道运动；方济会（）和募缘会（Mendicant　Order）的修士们在清贫中回归了心灵的净土；以托马斯·阿奎为代表的一些哲学家，极力拥护神权，并以亚里士多德的学说维护教皇的神圣。直至中世纪末期教皇制度的腐化和17世纪科技革命的兴起，才打破了天主教神圣训诫的权威性。现在，尽管仍然有许多人服从和信仰天主教义，但非宗教人士已经不再视神权和惯例为道德激励了。25

目的和观念之争

归根结底，公司之间的竞争其实是不同道德观念之间的较量。正确的观念铸就了企业的成功，错误的观念则导致了企业的失败。要充分理解公司成败的原因，我们就需要着眼于深层的观念之争，而不能单纯留意其表象。

这场观念之争始于市场的较量中。在市场上，公司之间在顾客、员工、供应商和资本这些方面进行逐一的较量。企业要想成功，必须先在这些日常的较量中取胜。

那些酣战之中的领导者自然会从战术的角度考虑问题—比如怎样为顾客增添更多价值，怎样更有效地激励员工，等等。高层管理人员则会转为从战略出发做出中长期的抉择，为公司谋求持久的有利地位。也有一些领导者，深谙领导的艺术，力求扩大个人对结果的影响力，并在过程中将他们的首要追求准确地体现出来。所有这些层面上的冲突无一不围绕公司的目的—无论这个公司的目的是否明确。

通常，大公司的管理者们会有选择地支持一项战略。管理者们选择战略的依据不是去分析，因为分析往往并不能有效地缩小选择范围，所以管理者们更倾向于直接选择那些他们认为对企业有效的战略。反过来，在选择战略时，也要考虑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