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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苏轼、司马光晋见中的一言一语。

苏子瞻对贾谊的评论，似乎在诉说他自己的抱负。难道他在“自用其才”、在“持志忽耐”、在等待时机吗？可这个“时机”又是什么呢？苏轼对商鞅的评论，似乎是有所暗示，难道这次“变法”也和商鞅“变法”一样，也会出现功在安石、罪在安石的结局吗？历史有惊人的相似，秦王朝兴盛了、败亡了；汉文帝和贾谊相会了、离散了；难道朕也在走这条道路吗？苏子瞻最后的三句谏言是明确无误的，“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入太锐”，虽不反对“变法”，不也在谏奏朕要稳健行事吗？也许现时马车奔驰得太快太猛，该勒勒缰绳了。

司马光的全部谈话，像一位师长那样的清晰、殷切、中肯和褒贬分明。他赞扬王安石“识高而学富”，并为王安石近日受到的非议辩解：“介甫无他，只是执拗耳”、“介甫固大贤，其失于用心太急，自信太笃”。公允之论，甚合朕心！朕没有看错王安石，也没有看错司马光啊！新进之臣以“守旧”之名罪司马光，诬而不公，不能信。

是啊，司马光在谈论中，曾议及吕惠卿，认为此人“奸巧非佳士”、“诚文学辨慧，然用心不正”、“使安石负谤于中外者，必此人也”。询问其依据，司马光坦诚而语：此人城府极深，看不透，仅是一种感觉而已。司马光知审官院，知人颇深，这种感觉也许是有道理的。但凭感觉对待一个臣子，特别是一个才能超群的臣子，则是荒唐的。再说，“变法”伊始就更车换马，不正是为抗争的御史、谏宫长气添力、提供口实吗？而御史台、谏院之设，不也是为匡正朝事的缺失吗……

没有个头的夜晚，折磨着年轻的皇帝。他在“决”与“不决”之间徘徊着。他毕竟只有二十一岁，当皇帝只有两年，而且是第一次经受朝政纷争的考验，他的胸腔里那颗容量不大的心，还没有变得“冷酷如铁”或者“冷漠如沙”。他正在皇宫这座炼狱中经受着煎熬……

篇九 皇宫　王府　苏府

一个惊人的消息从皇宫传出　家伎、官妓、娼妓，大宋京都的晴雨表　御史中丞吕诲亮出了反对“变法”的旗帜　一篇离奇的《奸论》哄响京都　罢贬狂潮席卷而来

皇帝赵顼在琼林苑召见苏轼、司马光之后的半个月里，朝廷异常平静。除了王安石每日进入宣德门处理朝政日常事务外，“制置三司条例司”的人物，如吕惠卿、曾布、章惇、苏辙等，都似乎一下子销声匿迹了。御史台、谏院的官员和二府、三司因“制置三司条例司”的设立而丧失权力的臣僚们，熬着早至的酷暑沉默着，心烦意乱地注视着皇宫里的一切动静。

六月初，一个惊人的消息从大内皇宫传出：皇上焦虑成疾，皇太后、太皇太后深夜驾临福宁殿探视了皇帝的病情，王安石被深夜召见，受到了皇太后的严厉训斥。

这则消息明显地意味着“变法”要完了。可靠吗？御史、谏官们没有查实就相信了。二府、三司官员探知了太皇太后和皇太后确有深夜福宁殿探视皇帝“病情”之行，便深信无疑。于是，他们着魔似地欢腾起来。家蓄歌伎者，饮宴歌舞，通宵达旦；家无歌伎者，重金聘请，日以继夜。以致院街、马行街、曲院街、鸡儿巷、麦秸巷、杀猪巷有点名气的酒楼、妓院的歌伎、娼妓供应不敷，甚至曾出现争请之战。京都的文人们兴致极高，但因囊中羞涩，只能携拥野妓、暗娼夜游御街，在路灯荧煌和月色朦胧中狂舞高歌。

家伎、官妓、娼妓、暗妓、野妓，大宋京都的晴雨表啊！

六月十一日，一声霹雳，“均输法”出台了。“均输法”宣布：为供应京城皇室、百官、军队的消费，朝廷拨给内藏库钱五百万贯，上供米三百万石，以供周转的费用。发运使掌握淮、浙、江、湖六路的财赋情况，斟酌六路每年应该上供和京都每年所需物资的品种、数额以及库存情况，按照“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的原则，“从便交易蓄买”，贮存备用，供以节省价款和转运的劳费。试图由朝廷“稍收轻重敛散之权”，调节供求关系，做到“国用可足，民财不匮”。同时，以陕西转运副使、五十三岁的薛向为东南六路发运使的实施机构出现于京都。派往一淮、浙、江、湖推行“均输法”的新进官员，突然从京都一下冒了出来，乘车的乘车，策马的策马，旗帜堂皇，轰轰隆隆，示威般地穿过东西大街，分六路奔驰而去。

府邸里的歌舞，哑了，停了。

家宅里的酒宴，凉了，散了。

御街上的夜游，冷了，垮了。

御史、谏官和二府、三司的官员们又一次遭到了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