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弄。他们怒火中烧；从大内皇宫传出的消息原来是假的！一定是王安石故意放出来，用以掩盖“均输法”的出笼。真是欺世骗人的卑鄙伎俩啊！

他们骂对了。但放出假消息的，不是王安石，而是吕惠卿。这个“伎俩”，不是出于吕惠卿有意嘲弄，而是出于他性格上的“奸巧”。一种超越众人才智的“奸巧”啊！

重臣们恨得咬牙切齿。这个“均输法”的出笼，简直是“制置三司条例司”出笼的重演，完全是故意蔑视二府、三司。而薛向任东南六路发运使的设置属官和六路新进官员车粼粼、马萧萧地游街出京，则完全是“招待新进勇锐之人”的扬威仪仗。王安石啊，骄赛阴贼之徒！

他们骂的当然也有理。王安石确实有些“骄蹇阴贼”。如果说“制置三司条例司”的设立是“操之过急”，那么，这个“均输法”的出笼，就是“突然袭击”了。错而不改，变本加厉，还不够“骄蹇阴贼”吗？但，这种“骄蹇阴贼”也是他们反对、弹劾、抗争造成的，不“骄蹇”，“变法”就得煞车；不“阴贼”，新法就不能推行。王安石“用心太急，自信太笃”的执拗性格和刚毅果敢、锐意进取、不待时日、不畏艰险的品质决定了这次“突然袭击”的出现。王安石的本意也许是为了避免激烈的抗争，但却引起更加激烈的争斗。

二府、三司失却权力的大臣和谏院、御史台的官员们，开始在沉默中聚集力量，盘算谋略，睁大眼睛注视“均输法”的实施中有何纰缪，准备伺机反扑。

王安石和他的支持者，风风火火、轰轰烈烈地在淮、浙、江、湖六路（淮南路、江南东路、江南西路、荆湖南路、荆湖北路、两浙路）设置机构、招徕官员、组建官船、招募客舟。开始了朝廷“稍收轻重敛散之权”的均输，打击富商大贾的囤积居奇、从中盘剥，以图达到“国用可足，民财不匮”的设想。

汴河上的漕运船队一日一日地增多，桅杆如林，锦帆蔽空，全国最富庶的东南六路的漕粮百货渠运而来。漕运号子声震动京都，日夜不停，为繁华的京都又增加一景：“汴河锦帆”。

在日夜回响的漕运号子声中，闭门不出的司马光，以他特有的沉稳，投入了日以继夜的书局事务，又送走了半个月时日。前天，他的助手刘攽因其哥哥刘敞（字原父）病故将近周年，回江西新余老家扫墓去了。他的另一位助手刘恕，因已调书局供职，也返回翁源县交割事务去了。书局的工作暂停，这就给了他潜心研究《均输法》条款的足够时间和精力。

司马光研究“均输法”的初衷，原只是想摸清皇上突然决定加速推行新法的意图，其中也许含有寻找其中谬误的动机。但在一夜半天的研究之后，他竟奇异地萌生了兴趣，认为这部“均输法”若能切实实施，也许真是一部求治有效的妙方之一。他顺手推开儿子司马康送来的午饭，闭目凝神地悉心琢磨。

范祖禹走进书局，看见桌案上未动的饭菜和展开的《均输法》文本，以为老头子又在为“变法”生闷气了，不觉微微摇头，迟疑片刻，轻步上前，低声叫了一声：“老师……”

司马光忽地睁开眼睛，目光闪亮，顺手就把《均输法》文本推给范祖禹、激动地说：“淳甫，这是介甫制定的《均输法》，你看看！”

范祖禹以为司马光因气愤所致，急忙宽慰：“老师正在治史，不必为眼下的事情过分操心。”

司马光看出范祖禹误解了自己的意思，笑说：“治史为了资今。否则，治史何用！”

范祖禹愕然。

司马光兴致极好：“这部《均输法》，是介甫才智之所集，很值得一看的。”

范祖禹惊讶了。这部“均输法”文本，他已在祖父范镇府邸看过了，结论是“纲”极佳而“目”极缺，缺少预防消极后果的措施。他不敢把这个看法告知祖父，因为祖父根本就没有理睬这样的文本。他此刻来到书局，就是想探知司马光对这部文本的看法的。如果能借重这位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之力，把自己的看法奏知皇上，以弥补此法之缺，不是比御史、谏官们的一味反对强多了吗？他了解司马光这个老头子的为人，在朝廷群臣面前，神情严峻、不苟言笑，语不虚发，令人敬畏，但在与后生学子的交谈中，却慈祥随和、乐于争辩，毫无凌人之气。出于尊敬，他捧过“均输法”文本，坐在司马光对面，请教说：“能为老师赞赏者，必有创见之处。请老师示知。”

司马光持须而语：“我朝建都汴京一百零八年来，为供应皇室、百官、军队、市民之需，特在东南六路设置发运使，负责督运粮盐百货。近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