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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一批一伙京外的胥吏、商贩、农夫、仆隶、罪废者进入京都“制置三司条例司”，为财利、水利献计献策。确实使朝廷官员增长了知识、开阔了眼界。他们提出疏浚漳河、汴水、蔡水以灌溉两岸之田；他们提出可修筑湖泊、堰、渠之处达七千多个，可灌溉民田近两千万亩；他们提出可开垦的荒地、盐碱地、山坡、淤田达一千多万亩。而且多系小型水利，适于州县兴建。这些献计献策，显示了黎庶百姓对大兴水利的兴趣，也显示了“农田水利法”的广阔前途。朝廷以后几年兴修的水利堰、渠，许多是从这次献策中采取的。当然，也有人是为游逛京都而进京的，根本没有可供参考之“计”，也没有可供商议之“策”。据说，一个青州府官吏进京提出“排尽梁山水泊以垦田”之策，曾引起“制置三司条例司”官员的雀跃和欢呼，殷勤接待，连日宴饮，询问其实施之法，其人答曰：“只需朝廷出资，另挖一梁山水泊以蓄水……”众皆瞠目结舌。留下了一个为反对“变法”者可用的话柄。

“募役法”按原定时间推行，明面上已半个月了，但因为此法的开始时间与人们“过年”的传统心情不搭调，更显得没有声势。“制置三司条例司”在“破五”过后派出的三十多名巡察官员分赴各地督促实施，这些人离开京都时都是噘着嘴巴的。现时也许正在各州县迎宾馆里的酒宴上忙碌着。情理如此，眼下村村落落都在“过年”、“走亲戚”，谁会欢迎这些丧着面孔的钦差大臣呢！

这个“万灯会”也缩小了规模，不像人们预想的那样辉煌，更不像三个月前“菊花会”那样的洋洋大观。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四千盏花样繁多、新颖的浙江花灯根本就没有漕运至京。不是因为舟船误期、漕运失灵，而是皇帝赵顼在年前“腊八”那天，阅览了苏轼直接上呈的一份《谏买浙灯状》奏表后，连夜下诏停止收买浙灯。

皇帝赵顼在“收买浙灯”上突然地改变态度，不仅影响了朝廷各项政务的有序进行，更使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矛盾着的各方，陷入了更为尖锐、更加捉摸不定的猜测、争斗之中。

此时，苏轼望着眼前这缩小了规模的“万灯会”，寻觅着想象中的那不见形影的精巧美妙的浙灯，一种文人特有的浪漫突然使他有些惋惜了。

他抬头向殿宇回廊正面望去，在宗室的席位上寻找驸马王诜和贤惠公主的身影，这对高贵而随和的恩爱夫妻竟然没有到来。他的思绪立即陷入一个多月来的回忆中。

那天在古筝声中写就《上皇帝书》后，他便顶着呼啸的寒风走进驸马府。在品茶、饮酒之中，他拿出《上皇帝书》，和盘托出了自己的所思所想，请王诜转呈皇上。王诜在谈了皇帝近日捉摸不定的反常情绪之后，还是痛快的答应了。在场作陪的贤惠公主看完《上皇帝书》，却笑曰：“子瞻何其性急如此？”

苏轼拱手请教。

贤惠公主含蓄地说：“风波险恶，吉凶莫测，子瞻何不投一石而先试深浅？”

王诜当即拍掌随和：“妙！前月崇政殿宣布的四项决定，唯‘减价收买浙灯’一事可作文章。江浙一带制做花灯者，都是贫苦细民，他们借债出息，购买材料，辛苦一年，就指望在元宵节前卖个好价钱，作全年衣食之需。现官府减价收买，不是变相抢夺吗？”

贤惠公主吐露说：“三个月前的那场‘菊花会’，虽然张扬了‘变法’的声势，但耗资洽巨，皇帝事后曾多次疚叹。子瞻若能以‘务从俭约’宣扬皇帝爱民之德……”

苏轼顿然醒悟，即席挥笔，成《谏买浙灯状》一篇。内有“陛下以耳目不急之玩，而夺其口体必用之资。卖灯之民，例非豪户，举债出息，奋之弥年。衣食不计望此旬日。陛下为民父母唯可添价贵买，岂可减价贱酬……内帑所储，孰非民力？与其平时耗于不急之用，局若留贮以待乏绝之供……”并借次日殿中丞奏事之机，亲自呈交给皇帝。

赵顼果然恩准了《谏买浙灯状》所奏，连夜下诏停止收买浙灯。苏轼、王诜、贤惠公主从这断然的“改过不吝、从善如流”中，察觉到皇上内心深处对“新法”的疑虑，王诜遂借机把苏轼写就的《上皇帝书》交到皇帝的手中。

二十多天，皇帝竟毫无表示。

在日复一日地等待中，苏轼的心情已经凄凉了：今夜又不见驸马王诜和贤惠公主，也许是一种不祥之兆啊！

突然，西时的钟声敲响，花灯迭次点燃，千盏万盏，火树银花。集英殿在灯海里，回廊成了灯的河流，殿宇四周闪动着灯的浪花，人群在灯火的嫣霞中跪拜欢呼。皇帝赵顼和皇后在一群扈从的护卫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