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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我：

“你的双手似乎比学生们捆得更紧。比如在比夫拉报道中，你一次也没有提到在国际现状中这次战争究竟为何爆发，那是因为你不得不同主流人士和商业伙伴们保持良好关系，否则杂志就不能生存。是的，你已经尽了全力。”

事实上，那些“商业伙伴”一点不像我希望的那样友善，找广告比找人撰稿难得多。我们能采访演员布赖恩？福布斯、登载加文·麦克斯韦的文章，但是这些没法立即套现资助我们经营和发行。我们每一版的广告费是250英镑，1/8版的广告费是40英镑。举个例子，在打了无数个电话后，我成功地让9家公司在创刊号上作整版广告，这9家广告客户是从300多家潜在客户中好不容易才拉到的，它们带来2250英镑的收入，已经足够印刷3000份创刊号了。有了这些资金后，我在高兹银行开了户头，把它作为我们的票据交换银行，我家以前经常去这家银行，我一定是他们顾客中最特别的一个，我两手空空走进银行却要求透支1000英镑。《学生》杂志的自始至终，卖广告都是最难啃的骨头。

尽管我们都很尽力，但《学生》依旧没有赚钱，我开始想办法如何在其他方面扩展杂志和《学生》品牌，比如“学生”会议中心、“学生”旅行社和“学生”住宿代理。我不仅仅把“学生”看作一个名词，我把它看作一个形容词、一个系列服务、一种重要价值的开端，用70年代的话说，《学生》杂志和它延伸的一切东西都是“嬉皮”的。“学生”是个多元的概念，我想充分开发这种多元性，看看我能把它扩展多远，看看它会走到多远去。这样一来，我和我的朋友开始有所不同，他们仍专注于杂志本身，热衷于报道学生政治。

地下室里的生活是一场混战。我们从来没有钱，却无比繁忙。我们是个团结紧密的团队，在工作中获得乐趣，觉得自己在做重要的事情、过伟大的生活。

不久一些全国性报纸的记者们前来采访，看看我们怎么回事。通过一个十分简单的方法，我们令他们印象深刻，我和托尼坐在桌上，电话在手边。

“很高兴见到你们，请坐。”我一边说，一边请记者坐在我对面的布袋上。当他们手忙脚乱地拍去布袋上的污垢时，电话响了。

“托尼，帮我接一下？谢谢，”然后我问这些记者，“现在，你想了解《学生》什么？”

“特德·奚斯找你，理查德。”托尼插话。

“我就回电话，”我回答，“现在，你们想知道《学生》什么？”

记者伸长脖子看着托尼告诉特德·奚斯，很抱歉理查德在开会，只能待会儿回电。接着，电话再响起，托尼再度接起电话。

“大卫·贝利找你，理查德。”

“我就给他回电，顺便问他午饭是否可以改时间？我必须去巴黎。”我朝记者抱歉地笑着，“——现在，我们说到哪呢？”

“我想问你——”

电话又响了。

“很抱歉打扰了，”托尼道歉道，“但是米克？贾格尔找你，他说很紧急。”

“请原谅，等我一分钟，”我说，不情愿地拿起话筒。“米克，你好。我很好，谢谢，你呢？真的？独家采访？好的，听起来不错……”

我就这样说下去知道乔纳森电话那头笑得喘不过气来，或者报时器响了。

“很抱歉，”我对记者说，“总有突发事件，我们快忙死了。可以结束了吗？”

记者们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被送出门，与乔纳森擦身而过，电话再也不响了。

记者们完全相信了我们的诡计，《星期天电讯》写道：“全世界的摄影家、记者和作家看来都与愿意全身心协助《学生》杂志，而且一个庞大的义工发行渠道已经遍布中学和大学，国内超过五十万学生会阅读这份杂志。”

“众多风云人物是他们的采访对象，内容包罗万象。”《观察家》写道。

《每日电讯报》说：“《学生》吸引了许多著名的作家，将成为国内发行量最大的杂志之一。”

1968年秋天，乔纳森的父母受不了20多个员工生活在他们的地下室里，要求我们搬离。我们搬到阿尔比恩大街44号，就在康诺特广场拐角处。乔纳森被迫离开我们继续他的学业，他对抛弃我十分内疚，但他父母不相信一个由地下室制作的小杂志能成为他可靠的经济基础。

失去了乔纳森，《学生》几乎四分五裂。我没法一个人做太多的事情，又没有值得我真正信任的帮手，几星期后，我请尼克来帮我。他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