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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了阿姆颇佛斯的学业，准备去布莱顿的苏塞克斯大学，他同意延迟入学，来《学生》帮忙。

尼克来后，《学生》重新回到正常的轨道。他开始控制现金，不再用一个大饼干罐装钱，那会让任何人可以伸手拿钱去买食物、饮料或大麻。尼克恰当地使用我们的银行户头，核对银行往来账目。尼克掉了一颗门牙，再加上一头黑色的长发，他看起来挺凶悍，吓住了很多讨债者。

到如今，在《学生》工作的人绝大多数人只有19或20岁，有很多自由性爱的言论和实践。过去挤在乔纳森地下室的员工们，现在可以住进新房子，大家纷纷忙着营造私人空间。我在顶楼安装了一个大铜床，沿着床栏杆拉过来一条长长的电话线，我经常就在床上谈生意。

我用父母的名义登记租了这座房子，这样房东——教堂委员会——就不会认为我们把它用于商业用途。父母喜欢新闻业的刺激性，虽然爸爸是一个短发律师，星期天还会衣冠楚楚去教堂，但是他和妈妈乐于同披着一头长发、一个月都不刮胡子不洗澡的人聊天。每半学期和假期里琳迪会过来帮助我们卖《学生》，并同杂志社的小伙子们谈恋爱。

我和《学生》的一个职员黛比有一段短暂的恋情，当她告诉我她怀孕了，我们都吓坏了，不知如何处理一个婴儿。黛比决定去堕胎，打过一些电话后，发现很难安排，黛比不能在国家保健医疗机构流产，除非她能证明有精神上或者生理上的毛病。我们疯狂地给所有医院打电话，试图寻找解决的方法。当我们找到一个私人医生帮忙时，我们发现费用要400多英镑，我们没有这么多钱；无计可施，终于一个伯明翰的医生愿意以50英镑帮我们做这个手术。

手术后，黛比和我意识到一定有很多年轻人也面临同样的问题穷途末路，如果你能通过一个电话号码打听到合适的医生，这肯定会让情况大大好转。除了意外怀孕，还有其他问题，例如你需要心理援助，或者有性病却害怕向你家庭医生承认，又或者离家出走而无处容身……我们列出一大堆学生们面临的问题，决定就此做些事情。我们预备给出我们的电话热线号码，搜集所有最好和最有用的医生的名单。

“把你的难题交给我们”是学生咨询中心的口号。我们在牛津大街分发小册子，在《学生》上做广告，不久电话开始来了。许多医生、包括国家医疗机构和私人医生，都同意免费或者低收费来提供服务，于是我们建立一个人们想求助的专家网络，许多电话是有关怀孕和避孕。

学生咨询中心开始比《学生》杂志占用更多的时间。我早上每小时得同3个意图自杀者谈心，然后建议怀孕的女孩去找医生看病，或者写信指导那些正担心自己得了性病却不敢告诉父母或去看医生的人，我们的工作是帮助那些陷入麻烦却又无处可去的人——然后用仅剩的时间打理杂志。我们要处理的最大问题是青少年不相信父母。听着他人的故事，我意识到我同父母保持良好的关系是多么幸运，他们从来不审判我，而是支持我，经常表扬我的长处，绝不批评我的短处。

同时有学生咨询中心和《学生》杂志，在阿尔比恩大街的生活一直十分忙乱，白天黑夜里任何时候都有人进出我们的房子。因为邻居们的抱怨，教堂委员会的巡视员经常来这检查我们是否进行任何商业活动。这些检查如同西伦敦滑稽剧，让人产生定期焦虑。委员会在检查前24小时通知我们，一旦接到通知，所有《学生》杂志的同仁和妈妈立刻忙碌起来：所有的电话堆进一个食橱；杂志的职员拿出油彩和画刷，穿上工作服，开始在墙上作画；妈妈带来琳迪、8岁的凡妮莎和一大堆玩具。当教堂委员会抵达时，他们只见一群画家兴高采烈地装

修房子，所有家具都用防尘罩包扎着。

教会巡视员会看着这欢快的家庭画面，他们尴尬的挠挠头、夸凡妮莎可爱、和我的妈妈友好地谈话。只要他们一消失，妈妈回家，我们扯开防尘罩，插上电话，重新开始工作。

这一切结束在我们忘记拆电话的那一次。到那时他们已经来了5次，也一定开始有点怀疑。当他们留下来喝完茶准备离开时，两个电话在橱柜里面狂响起来，一片可怕的沉默。

“听到什么了？”我马上借题发挥，“你们能听到那个电话吗？这些房子的墙太薄了，我们可以听到隔壁的所有活动的声音。”

巡视员大步向前，拉开橱柜门。5部电话、1个接线总机和大把电线全部从他头顶上滚落下来，再大的家庭也不需要接线总机。阿尔比恩大街44号的一切结束了，《学生》杂志不得不另找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