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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这里。他说着，从口袋里掏出钥匙。里面挺舒服的。一扇金属门平嵌在墙上。门和墙是同一种灰色，所以尼克几分钟前自己走过这里时都没有注意到它。和房间另一头的木头门一样，这门上也没有把手或旋钮。爱德手轻轻一推，它就朝里开了。是的，蛮舒服的。尼克走进去的时候礼貌地说，尽管他觉得房间里的状况相当凄惨，和爱德在寄宿公寓的住处一样，光秃秃的，没什么摆设。不过除了没有窗子，不可能向上张望出去外，一些必备品还是齐全的。床、桌椅、冰箱、电炉、抽水马桶以及一个装有罐头食物的橱柜。还不算可怕，真的，说到头除了接受爱德的安排，尼克也没有别的选择。爱德似乎很高兴葆恩愿意在这里住下来。他锁上门，两个人朝那架通向地面的梯子走去时，他告诉尼克他在二十年前开始修建这个地下空间。那是1962年秋天，他说，古巴导弹事件期间。我以为他们会往我们这里砸一颗过来，我盘算着得找个地方躲躲。你知道的，他们叫它什么来着？一个防空掩体。对的。于是我凿了墙，补建了这个房间。我还没搞好，导弹危机就过去了。可是你不知道的，是吗？那些统治世界的疯子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尼克听爱德这么说，心头掠过一阵担忧。不是他不认同他对世界统治者们的看法，而是在想自己现在是不是和一个精神失常的人，一个不稳定的、会发狂的怪人在一起。那是很可能的，他心想，可爱德·胜利是命运送到他面前的人，如果他打算遵守坠落的石兽的规则的话，他就必须继续下去，不管好坏，朝他已然选择的方向追寻下去。否则，他离开纽约就只是一个空洞而幼稚的姿态。如果他不能接受正在发生的事情，不能接受并热烈拥抱它，那么他只能承认失败，并给妻子打电话，告诉她他正在回家。最后，这些疑虑被证实是虚妄的。几天过去了，两个人在铁路路轨下面的地下室里一起干活，用装苹果的木箱来装电话簿，然后放在滑轮旱冰鞋上，在屋子里拖来拖去。尼克发现爱德真是个不屈不挠的人物，一个说到做到的人。他从不要求他的帮手介绍自己或讲点自己的事情。尼克开始佩服起这种谨慎来，这对一个像爱德这样喋喋不休、浑身上下都放射着对世界的好奇光芒的人来说，是十分难得的。爱德的言谈举止都很有教养，事实上，他从来没问过尼克的名字。有次尼克对他的老板说他可以叫他比尔。爱德知道这个名字是编的，懒得用，还是更喜欢把他的雇工叫做闪电人、纽约客和好鞋先生。尼克对这种安排极为满意。穿着从慈善旧货店里弄来的各式各样的衣服（法兰绒T恤、牛仔和咔叽裤、白色长筒袜和磨损了的篮球鞋），他对这些衣物原来的主人浮想联翩。废弃衣物可以有两种来源，而人们因为其中一种原因抛弃衣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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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谕之夜》7（3）

一个人对一件衣服没兴趣了，就把它捐给慈善机构；或者一个人死了，他的继承者们为了减一点税就丢弃他们的一些物品。想到自己穿着死人的衣服走来走去，令尼克感到温暖。现在他已经停止存在了，而穿上一个同样不存在的人的衣服就显得很相宜——似乎这种双重否定能让他更加彻底、更持久地抹掉自己的过去。可葆恩还是得提防着。和爱德一起干活的时候，他们经常休息，每次停下来不干活时，爱德都喜欢聊天，说一句呷上一口听装啤酒。尼克知道了威尔哈蒙娜，爱德的第一个妻子，是在1953年的一个早上失踪的，跟一个底特律来的酒水推销员跑了；罗歇勒，威尔哈蒙娜的继任，给他生了三个女儿，1969年死于心脏病。葆恩发现爱德很会讲故事，他很小心不问他任何有针对性的问题，以免话题打开，自己也被问起同样的问题。他们达成了一种默契，不去刺探对方的隐私。虽然尼克想知道的很多，比如，胜利是否爱德的真姓；历史遗产办的地下空间是他自己所有的，还只是占用了它却没被当局发现；可他对这些事只字不提，满足于听爱德自动自愿地讲起的一切。更危险的是，尼克有时自己会差点说漏了嘴。每次发生这种情况，他都警告自己要更加留意自己的言谈。一天下午，爱德说起他在二战时当兵的经历，提到一个在1944年末加入他们团的一个年轻下士的名字，约翰·特劳斯。爱德说，才十八岁，是他遇到过的最机灵聪慧的小伙子。他现在是个作家，你想到这孩子的脑子有多快也就不奇怪了。这时葆恩差点出了一个致命的口误。我认识他。他说。爱德抬起头来问他约翰现在如何时，尼克马上澄清了一下，掩盖了自己的失言。不是私交，他说，我是指他的书。我读过他的书。说到这里他们就转到别的话题上了。可事实是尼克和约翰一起工作，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