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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行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是徐海东指挥红军作战的基本战法，也是他军事指挥艺术的又一重要特点。毛泽东在总结红军反“围剿”作战的经验时，曾明确指出：“在没有广大兵力，没有弹药补充，每一个根据地打来打去只有一支红军的条件下，阵地战对我们基本上无用的。阵地战，对于我们，不但防御时基本地不能用它，就是进攻时也同样不能用。”对此，徐海东有深刻的感受。

�1932年11月12日，中共鄂豫皖省委由于受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影响，忽视了敌大我小、敌强我弱的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的基本实际，对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的长期性、艰巨性认识不足。他们为了实现中共临时中央制定的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冒险计划，对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反“围剿”失利后的形势做了错误的估计，“把一省胜利放在夺取省城和中心城市的基点上”。他们错误地认为：敌军对鄂豫皖苏区的第四次“围剿”，“已经走入失败的地位”，“农村中苏维埃政权已经巩固起来”，我们今后的总任务是消灭苏区内的敌人，“夺回中心城市，迅速的与鄂东北、豫东南、皖西北的苏区的游击战运动战打成一片”，“恢复整个鄂豫皖苏区”，“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造成战胜帝国主义的先决条件”。郭家河战斗胜利后，省委又错误地认为：在鄂豫皖苏区的敌军已处于守势，红军进入“反攻时期”，要求红军实行冒险进攻，迅速夺取中心城市，以实现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并于1933年3月7日发出《鄂东北通讯》，号召苏区广大军民“趁热打铁”，“夺回中心城市”，“首先夺回七里坪、红安县、新集、宣化店”，“恢复整个苏区”。徐海东认为这是一个完全脱离鄂豫皖苏区实际的决定，坚决反对冒险进攻七里坪等中心城市。他指出：“围剿”鄂豫皖苏区之敌总兵力这时仍有15个师零4个旅，加上地方反动武装，超过红25军近20倍，敌大我小、敌强我弱的基本形势并无改变；苏区的全部城镇和交通要道及广大农村仍被敌军控制着，敌军仍在加紧构筑堡垒，不断进行“追剿”、“进剿”、“清剿”，红军的处境仍然十分险恶；七里坪是鄂东北地区的重要集镇，南有大小悟仙山（亦称大小雾咀山），西、北有倒水河，地势险要，易守难攻。特别是敌军于1932年12月占领七里坪后，即在其周围加紧构筑碉堡、围墙、壕沟，设置鹿砦、铁丝网，构成了坚固的防御体系，对红军的进攻造成很大威胁，尤其是红军没有重武器，难以攻克。他坚决主张实行运动战，在运动中不断调动敌军，并根据敌情的变化，适时变换作战方向，趋利避害，创造战机，打击敌人，削弱其有生力量，积小胜为大胜。

然而，省委拒绝采纳徐海东的这一正确意见，贸然命令红25军于1933年5月2日向七里坪发起围攻，至6月13日，历时43天的七里坪战役宣告失败，红25军虽予敌以重大杀伤，但部队却折损过半，遭受了严重的损失。随后，又在鄂东北、皖西北中心区保卫战中，又遭受了很大的损失，鄂豫皖苏区的革命形势更加严峻。错误和挫折教训了中共鄂豫皖省委，使其深刻地认识到“我们这些严重错误，使革命受到严重的损失，确实是山于没有彻底了解四次‘包剿’以前省委的‘左’倾错误所形成的”。10月16日，省委召开了第三次扩大会议，全面检讨了省委的工作，作出了关于党、政权、红军、群众丁作等方面的决议，制定了新的斗争方针，并坚决表示今后要“洗心革面，重新做起”。徐海东按照省委确定的新的斗争方针，会同吴焕先等率领红25军等，采取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广泛实行运动战，纵横驰骋于鄂豫皖3省广大地区，先后胜利地进行了长岭岗、太湖等战斗，打破了敌军3个月“围剿”汁划，恢复和开辟了朱堂店、陶家河根据地，显示了运动战的强大威力和徐海东的高超军事指挥艺术。

�徐海东在指挥红军进行运动战中，打击的目标主要是运动之敌或立足未稳之敌。在七里坪战役之前，他在军长吴焕先、政治委员土平章的领导下，乘敌第35师孤军冒进、装备较差、情况不熟、立足未稳之机，指挥所部会同友邻部队在河南光山西南的郭家河（今属新县），全歼其第103旅第205团及其第104旅第207团2个团，取得红25车重建以来的首次大捷，给大规模划区“清剿”之敌以沉重打击，极大地鼓舞了鄂豫皖苏区军民的斗争决心和胜利信心。

�另外，当着敌人处于分散防守状态时，徐海东即采取围点打援的战法，调动敌于运动之中予以歼灭。劳山战斗的胜利就是其中之一。193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