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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5日，他同程子华率领红25军长征到达陕比苏区后，于18口同陕甘红军合编为红15军团，他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9月26日，蒋介石发现红25军到达陕甘苏区，并获悉中共中央正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兼程北上，惊恐万状。为了阻止红一方面军同红15军团会师，并消灭红军于立足未稳之际，他在西安设立了西北“剿共”总刊令部，自兼总司令，张学良任副总司令并代行总司令职权。与此同时，他先后调集13个帅零5个旅的兵力，对陕甘苏区加紧进行第三次大规模的“围剿”，企图彻底消灭红军和摧毁陕甘苏区。据此，敌东北军第67军由中部（今黄陵）向北进犯，军部率第107师、117师进驻富县、洛川等地，第129师一部进驻甘泉，第129师主力和第110师进至延安。为了打退东北军第67车的进攻，徐海东等鉴于其兵力比较分散和甘泉至延安之间的地形有利，即决定采取集中兵力、围城扪。援的战法，以一部兵力包围甘泉县城，调动敌第67军从延安回援甘泉；主力利用大小劳山的有利地形隐蔽集结，伺机歼灭由延安回援甘泉之敌。10月1日，敌东北军第110师师长何立中率2个团从延安沿公路南下，回援甘泉，途中留1个团以便策应。是日14时，其先头部队进至红军设伏地域，徐海东当即命令第81师1个团向该敌发起突然攻击，并切断其前进道路；红78师骑兵团适时出击，又切断其退路；红75师和红78师主力从公路两侧向敌发起进攻，经5个小时激战，将敌今歼。是役，红军共毙伤敌师长何立中以下官兵1000余人，俘敌团长以下官兵3700余人，缴长短枪3000余枝，轻重机枪180余挺，炮12门，战马300余匹，电台1部。接着，红15军团主力南下，于10月25日，再歼榆林桥守敌第107师第619团和第620团4个营，俘敌团长高福元以下官兵1800余人，缴获大批军用物资。劳山、榆林桥战斗的胜利，沉重地打击了东北军的气焰，为彻底粉碎敌人第三次“围剿”创造了条件。

�运动战的特点是没有固定的作战线，“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因此，徐海东在指挥红军进行运动战时，首先妥善地处理了“打”与“止”的关系。特别是在红军实行退却、转移、佯动、奔袭、迂回、追击时；当面之敌的兵力过大，或占领巩固的阵地，或各路敌军靠得很紧，刁；好打时：有时战斗打成僵持局面，为避免陷入被动，他都主动地率领部队走。但是，一切的走，都是为着打，为消灭敌人创造战机。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我们的一切战略战役方针都是建立在‘打’的一个基点上。”红25军在鄂豫陕苏区的第一、第二次反“围剿”胜利，就证明了这一点。

�其次，进行运动战，必须忍耐待机。徐海东指出：战场的情况是瞬息万变的，必须善于隐蔽自己的行动和企图，忍耐待机。并加强侦察，随时掌握敌情的变化，牢牢掌握战场的主动权，适时发起攻击。在袁家沟口战斗中，为了分散敌军，徐海东拒绝了一切性急快打的建议，毅然率领红25军西进至苏区中心区袁家沟口地区设伏，终于达成了战斗的目的，全歼警备第2旅，彻底粉碎了敌军对鄂豫陕苏区的第二次“围剿”。

�再次，徐海东在进行运动战中，坚持从战场的实际情况出发，结合运用广泛的游击战，也不拒绝必要和可能的阵地战等多种作战形式，从而不断地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粉碎了敌人的多次“围剿”，取得了辉煌的战绩，显示出他的杰出军事指挥才能。

�三集中兵力打歼灭战，消灭敌军的有生力量，是徐海东在指挥红军作战中的基本指导思想，也是他以弱胜强、屡挫强敌的重要原因之一。毛泽东曾指出：“对于几乎一切都取给于敌方的红军，基本的方针是歼灭战。只有歼灭敌人的有尘力量才能打破‘围剿’和发展革命根据地。”只有给敌以歼灭性的扪‘击，才能有效地减杀敌人的锐气，才能获得较大的缴获补充自己，逐步转变敌我力量对比，争取战争的胜利。徐海东在指挥红军作战中，始终坚持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根本原则。他认为战争的情况是瞬息万变的，具有很大的盖然性。无论是在任何复杂的环境下，他都始终保持并集结最大而有活力的兵力，在一定的时间内，集中主力使用于一个方面，在战役战斗中形成兵力的相对优势。只有这样，才能争取和保持战场的主动权，夺取战争的胜利。诸如在榆林桥战斗中，他鉴于敌东北车兵力比较分散和甘泉至延安之间的地形有利，即决定以一部兵力包围泉县城，调动敌第67军从延安回援甘泉；集中主力隐蔽集结于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