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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庄子以一种浪漫达观的态度和无所畏惧的心情，从容地走向了死亡，走向了在一般人看来那令人万般惶恐的无限的虚无。据学术界考证，庄子大约死于公元前286年，享年八十三岁。现在商丘民权县尚有庄子墓和其他一些庄子遗迹。

庄子的思想：

幼年时代的庄子生活在一种动荡、忧患的环境气氛中。物质生活十分的匮乏，他那幼小的心灵过早就承受了许多过重的压力。这样一种幼年生活经历，使天资聪颖的他形成了一种内向型人格。

幼小的他很小就思考了很多问题，由于其家庭成员有着极高的文化素养，他在耳濡目染中读了许多书。这也是他成为一个反传统、反异化、非理性，重内在精神修养的思想家根本性的原因。

庄子为了生活曾经委身漆园作坊，担任漆园吏。在手工业劳动的实践过程中，他对各种物质的属性有较为深刻的认识和体验，并通过这种体验进入了“直观体道”，“道不可言”的精神修养境界和哲学境界。

在《庄子》一书中，庄子记载了许多手工业者，并借以抒发自己的情怀和艰难思索后的哲学结论。

比如，齐桓公在堂上读书，木匠在堂下做车轮子。木匠停住手中的活问桓公：“您读的是什么？”桓公漫不经心他说：“圣人之言。”“圣人还活着么？”桓公说：“已经死了。”“那么说您读的只是古人留下的糟粕了！”桓公听了大怒，说道：“我在这里读书，你有什么资格说三道四？今天如果说出个子丑寅卯倒还罢了，否则就处你死刑”。

本匠不慌不忙地来到堂上，对齐桓公说：“我这道理是从做车轮中体验出来的。榫眼松了省力但不坚固，紧了则半天敲打不进去；我可以让榫眼不松不紧，然后不慌不忙地敲进去，得之于手而应之于心，嘴里虽然说不出这松紧的尺寸，心里却是非常有数的。我心里这个‘数’，无法传给我的儿子，儿子也无法从我这里继承下去。所以我都六十岁了，还在这里为您做车轮子。圣人已经死了，他所悟出来的最深刻的道理也随着他的死亡而消失了，能够用语言表达出来的；只能是浅层次的道理。所以我说您读的书是古人留下的糟粕。”

类似这样的精湛技艺，庄子还记载了很多。大都是庄子借别人之名抒发自己情怀之作，其中既有大量的感性经验，也不乏直观的想像和逻辑的推理。这种悉心于技艺的经验体会成了庄子哲学思想逻辑展开的不竭源泉。

逆境中成长起来的庄子悟性极高，他在对大自然的观察中，在工艺技巧的体验中发现了哲学意义上的普遍存在，即所谓“道”。人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这些亘古不变的问题，在庄子这里的答案是：人从道中来，回归道中去。庄子的道为中国特色的世界本源问题提出了一种最为彻底、最为深刻、唯一可以和西方本体论相媲美的一种解释。理论只要彻底，就能征服人，所以，虽然庄子的理论与当时流行的儒家学说正相反，主张人应淡泊功名，养生全真，却由于其新奇、自圆其说的深刻性赢得了不少人的好奇和崇拜。于是一套本来属于退隐山林的学说，反而帮助它的创造者彰显了名声。

在庄子看来，在社会生活中，根本没有绝对的真理正义可言。那些高高在上的君王、诸侯们，他们本身就缺乏“合法性”。

庄子论辩道：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比如说齐国的田成子，他篡夺了姜氏的齐国政权，但是由于他有武力和财政做后盾，小国不敢说三道四，大国也不敢出兵###。如果说臣子应该忠于君王，那么武王作为殷纣王的臣子不应该伐灭纣王；商汤也不应该伐灭夏桀。

庄子认为儒家的政治伦理观念是一套骗人把戏，根本没有经过理性的考察，也没有任何可证实的根据。政治、伦理作为一种社会规范，仅只具有相对的意义。

人都是大自然的产物，在人格上是平等的，每个人都应该是充分自由的，任何人包括君王本人在内，都不具有限制别人自由的权力。

在庄子的“建德之国”和“至德之世”理想中，“无为”是基本的生活原则，从上到下，大家都过着宁静而幸福的生活。而在当今的社会中，统治者为穷一己之私欲，用强制的方法治理民众，把社会搞得一团糟，逼得人饥寒交迫，铤而走险，那完全是统治者的罪过。但是，被逼得铤而走险的民众却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代价；而所谓“汤武革命”同样用武力抢劫到政权后，不但可以不受任何谴责，而且可以南面称王，安享人间尊荣。所谓胜者王侯败者贼，完全是强盗逻辑。这就是历史理性在法理上的荒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