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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听一个保卫局干部汇报捉到一个特务的情况时，电话铃响了。他抓起电话一听，是姜齐贤。要他快去卫生部一趟，事情搞清楚了。

罗瑞鲫大步流星地赶到了卫生部。姜齐贤、戴济民等人立即迎上前来，告诉他，问题确实出在药品上。游胜华当奎宁用的药，是吗啡，它的颜色、大小和极苦的味道，和奎宁相似。红军此时又极缺奎宁，对吗啡极少接触。

姜齐贤带头做开了检讨：“罗局长，这是一次发错药的事故，这责任我首先有份。”“不，姜部长，是我的错，药是从我手里发出的。”戴济民打断了姜齐贤的话，挤到罗瑞卿面前说。

“同志们，查清原因就好了，责任大家都有。你们能在医疗设备简陋的情况下认真工作，这就很不错了。下次打敌人时，我们一定注意搞到更好的设备。”

大家都笑了。

戴济民摸摸自己的脖颈说：“罗局长，多亏您工作细心，要不，我的这颗脑袋怕是早掉了”

“不，应该首先感谢聂政委，是他直接抓这件事的。我现在就去向他汇报情况，你们去接游胜华同志吧。”

于是，各人分头行动。这次事故终于没有发展成政治斗争。

在后来的一次给保卫局干部讲课时，罗瑞卿以这件事教育保卫局干部，要养成调查研究的习惯，养成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他还把新闻学中的六要素概括为“六何”，即何人、何事、何时、何地、何故和如何。他要求大家把这“六何”运用到保卫、侦察工作中，避免发生大的差错。

由于罗瑞卿的出色工作，　1933　年他被授予二等红星奖章一枚。

聂荣臻后来谈及一军团保卫工作时，总结道：“我记得我们在一军团，干部有了错误就批评一顿，没有随便扣上‘敌人’的帽子，没有杀过一个干部。”联系当时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时期的历史实际，做到这一点是多么难能可贵。

1933年春。第四次反“围剿”两大战役的间隙。

罗瑞卿受一军团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的委托在全面抓保卫局工作的同时，抓起了文化娱乐训练班培养文艺骨干的工作。按照罗荣桓主任的原意，这个文化训练班的主要任务是配合军队的中心任务排练文明戏，为部队的政治宣传工作服务。这个训练班由擅长扮演私塾老先生的潘振武任班长，训练班结业后便成为剧社，因为军团机关报叫《战士报》，这一剧社也就命名为“战士剧社”。剧社成立后，随着演出水平的提高，其影响也越来越大。不过，它仍然是业余性质的。在罗瑞卿的精心指导下，一军团的文明戏演出越来越红火。到第四、五次反“围剿”时达到高潮。

罗瑞卿既当导演，有时还兼编剧、演员。在第三次反“围剿”结束后不久，罗瑞卿编导了他的第一出戏《谁给我痛苦》，揭露土豪对农民的残酷压迫和剥削。这出戏演了好久。红军每到一地，宣传队在演出之前，都要到村里作一番调查研究，然后将剧中人的姓名换成当地真人的姓名，剧情再稍作变动，演出效果非常好。群众看完剧后交口称赞：“红军真神了，才来三天就将我们这里的事情编进戏文了。”

罗瑞卿先后导演过聂荣臻政委编写的四幕话剧《南昌暴动》，以及李伯钊、李克农编的《杀上庐山》。最为轰动的则是他导演的由政治部副主任李卓然和宣传部长张际春编写的大型话剧《庐山雪》。剧中描写红军打进南昌，杀上庐山，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就像那庐山上春天的残雪，很快消融、瓦解。

为了体现官兵同乐，在罗荣桓的支持和赞助下，罗瑞卿将军团主要领导干部都动员上了台，各人都按实际担任的职务扮演角色。至于反面角色，罗瑞卿即自告奋勇演蒋介石，童小鹏男扮女装演宋美龄。

演出那天，剧场设在一面土坡上。天作天幕，松杉竹林作背景，从树上垂下两条布来算是边幕。

戏演到最后一幕，红军已经打下南昌，部队正准备向庐山前进。台上是军团司令部，军团长林彪正在接电话。他听到电话铃响，拿起电话：“么事？”

“报告军首长，现在已缴获了许多战利品，请示怎么处理？”

“用船装。”

“船装不下呀！”

“用汽车装。”

“汽车也装不下呀！”

“那，我们马上开会研究研究！”

林彪放下电话，喊道：“通信员，通知罗主任来开会。”

这时候该罗荣桓出场了，而他此时正患疟疾，烧得满脸通红，正坐在后台火盆边烤火，没有听到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