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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此光景，很受感动，他在车上也郑重地向周亚夫还了一礼，并说：“皇帝向将军敬致亲切的问候。”

慰劳仪式进行过后，文帝等人出了周亚夫的军营，那些被吓得面无人色的百官侍从这才长出了一口气。文帝说：“好哇，这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将军！像刚才我们所去的霸上、棘门那样的军营，简直就像是做游戏，他们那里的将军，都可以被人偷袭逮捕。至于细柳营周亚夫这种样子，谁还能够侥幸进犯呢？”

这段故事写得很好，但也不能全信。司马迁写这段故事的目的是想说周亚夫为人有个性，治军有严格的规章制度，任何人不能违犯，甚至连皇帝也不能有任何通融，这是好的。但是不能写得太过头。比如作品写“天子先驱至，不得入”可以；又说“军中只闻将军令，不闻天子诏”，也可以。至于说“士吏被甲，锐兵刃，彀弓弩”，还要“持满”，这就太过分了，用得着吗？明明知道这是皇帝前来劳军，而对汉文帝的车驾还要左一个禁令、右一个禁令，以显示自己兵营的纪律森严与自己在军中的无上权威，用现在的一个新词，就是过分地“作秀”。我相信周亚夫当时也不可能这么做，这是司马迁夸张、描写得太过头了。清代郭嵩焘曾对这段故事的本来面貌推断说：“此当为文帝微行至军，军吏得遏止之。史公但自奇其文，故于此等细微不及详耳。”他猜想大概是有一回汉文帝微服出游，信步来到周亚夫的兵营，守卫的卫士不认识皇帝，把皇帝挡在了营门外。《史记》中的故事大概就是由此发展而来。这倒也是一种不错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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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国乱定将星陨（2）

另外，这“军中只闻将军令，不闻天子诏”，的确是古代军事家们的一种处事原则，《孙子兵法》与《史记》的《司马穰且列传》、《魏公子列传》中都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这种话，但这种话都是让帝王们听了害怕的，实行起来风险极大。即使当时因此取得了胜利，将军日后也要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

清代姚苎田说：“细柳一节，亚夫以此见长，亦以此招祸。”

这为日后周亚夫的悲剧结局埋下了伏笔，但在当时周亚夫的确是受到了汉文帝的赞赏，汉文帝升任周亚夫为中尉，中尉就是首都长安城的治安长官。而且临终时还告诫他的儿子汉景帝说：“如果国家日后出现紧急，周亚夫绝对是个可以顶事的人才。”于是汉景帝上台后就任命周亚夫为车骑将军。“车骑将军”在武官中的地位相当崇高，在前、后、左、右诸将军之上。

二　周亚夫平吴楚七国之乱

（景帝三年，前154年）

吴楚七国之乱发生在汉景帝三年，也就是在公元前154年1月。所谓“七国”是指吴国、楚国、赵国、胶东、胶西、淄川、济南，其带头的是吴王刘濞与楚王刘戊。吴国的都城广陵，即今江苏的扬州；楚国的都城彭城，即今江苏的徐州；赵国的都城即今河北省的邯郸；胶东国的都城即墨，在今山东平度县境内；胶西国的都城即今山东省的高密县；淄川国的都城即今山东昌乐，当时称作剧县；济南国的都城即今山东章丘，当时称作东平陵。

吴楚七国发动叛乱的原因：

其一是吴王刘濞与汉景帝有旧仇，当年汉景帝为太子的时候，刘濞的儿子进京朝见汉文帝，与尚为太子的汉景帝堂兄弟一道下围棋。因为一点小事发生口角，汉景帝竟然掣起棋盘把刘濞的儿子打死了。事发之后也没听说汉文帝对自己的儿子有何申饬，以及对刘濞表示过什么歉意。因此刘濞开始与朝廷结仇。

其二是自从吕氏集团被功臣与刘氏宗室灭掉后，汉文帝被周勃、陈平选进朝廷，做了皇帝，各国就很不心服。待至文帝一死、景帝上台，各国诸侯就更不把他放在眼里了。

其三是汉景帝上台后，在晁错等人的建议下，推行强硬的削藩政策。晁错的理论是：诸国的造反是迟早一定要发生的，与其让他们晚发生，不如让他们早发生，于是他协助汉景帝开始了削减诸国的地盘。他们先削减了楚国、赵国、胶西国，接着又要削减吴国，于是吴国带头发难。

七国之中以吴国的势力为最大，占据着四个郡。而在吴国的境内又有铜山，可以采铜铸钱，其经济实力相当强大。吴王刘濞的年龄最长，辈分又高，他是汉景帝与各国之王的叔叔，而且在他背后还跟着一个名叫东越的少数民族，所以吴王刘濞可以一呼百应，他们的借口就是“清君侧”。他们说我们不是反对当朝皇帝，我们只是要求剪除皇帝身边的恶人晁错，是他挑动起我们刘氏家族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