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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和睦、不安宁。

西汉手执剑形戈造反的七国集中在三个地区，最主要的是吴国、楚国的联军，他们从今天的江苏地区向西方杀来，首先遇到了地处于今河南东部的梁国的抵抗。梁国的国王刘武是汉景帝的亲弟弟，梁国的都城睢阳，即今河南商丘县。梁国抗击吴楚，既是保卫自己，也是拱卫朝廷。吴楚联军首先进攻的是梁国的城市棘壁，在今永城县西北，而后是进攻梁的都城睢阳。梁国的抗战是极其艰难的，对拱卫朝廷、平定叛乱做出了重要贡献。

其他五个叛国中的四个国家胶东、胶西、淄川、济南都在今天的山东境内。他们包围攻打另一个原先答应造反、后来中途变卦的齐国，还没等攻下，朝廷平叛的军队就到了，造反的四国之王皆自杀。这四个反国根本没出山东省境。

参与造反的还有一个赵国，本来赵国是想勾结匈奴人一起进攻汉王朝，但因其他六国很快失败，匈奴见此情景也就不来了，赵国孤军坚持守城七个月，等###齐地的军队胜利而回，遂帮助攻赵的朝廷军队，赵国城破，赵王自杀。

七国乱定将星陨（3）

朝廷军队的最高统帅是周亚夫。当吴楚七国叛乱的消息传到朝廷时，汉景帝就按着他父亲文帝生前的嘱咐，把身为中尉的周亚夫破格一下子提到了太尉之职。周亚夫的主要任务是与梁国共同抗击吴楚。但其作战的实际目的有二：既要打败吴楚叛军，保住朝廷；又要借机极大程度地削弱梁国，以达到朝廷一石击二鸟的预定方针。所以有人给周亚夫出的主意是：先把朝廷大军驻扎在梁国东北方的昌邑城，以逸待劳，把梁国像一块肥肉似的扔给吴楚联军去打。朝廷军队深沟高垒，不要出击，只派出一支小部队深入吴楚联军的后方，在淮河、泗水的汇口一带，断绝吴楚联军的后方供应线。让吴楚与梁国彼此消耗，直到最后都消耗得气息奄奄，朝廷军队再以从未展露锋芒的突然暴发的锐气，出来收拾残局。

周亚夫从头到尾就是贯彻了这种精神，他先是把朝廷大军驻扎在昌邑，即今山东省金乡县西北，当时梁国都城睢阳的东北方。他坚壁固守，以逸待劳，同时派出一支军队搔扰吴楚后方，断绝吴楚军的后方供应。后来周亚夫又把朝廷大军向南移动到今江苏砀山县东的下邑县驻扎下来，仍是坚壁固守。后来在吴楚联军疲惫不堪、粮草断绝的情势下周亚夫发起猛烈反攻，一举而大获全胜。吴王濞逃到了少数民族的东越军里，被东越人所杀，首级送到朝廷军里；楚王刘戊兵败后逃回楚国，自杀身死。吴楚联军的叛乱活动，从始至终不到三个月。

吴楚七国之乱的平定，是朝廷对地方割据势力的沉重打击，从此割据势力被朝廷大大削弱。其一是各个诸侯国的地盘从此大大缩小；其二是改变了诸侯国政权的建制，规格大为降低；其三是强化了由中央派员分掌诸侯国的各种权力。于是各国诸侯都从此成了只能享受一定的物质待遇，而没有任何实际权力的贵族地主。从此各诸侯国再也没有起兵反抗朝廷的实力，即使再有人心怀不轨，也只能是画饼充饥，有其心而无其力了。

汉平七国之乱，在西汉时期的历史上本来是一件大事、好事，在汉景帝做皇帝的十六年中，再没有别的任何一件事情比这一件更光彩的了。在这件事情上司马迁对周亚夫自然是赞美、歌颂的；但司马迁在《史记》十几篇涉及此事的作品中，对汉景帝却没有任何的赞美，相反倒是写出了许多朝廷方面的黑暗。其一是充分展示了汉景帝与梁孝王兄弟之间的尖锐矛盾，以至于汉景帝要为此特别与周亚夫制定一种借着平定七国之乱而极力削弱梁孝王的战略；其二是展示了朝廷官僚袁盎与晁错这一对宿敌都企图借机罗织罪名将对方陷于死地的情景。因为最后事实是袁盎得手，谗杀了晁错，故而后人多同情晁错，但晁错开头想陷害袁盎的来头儿也不算不狠毒，只是没有成功而已；其三是汉景帝本人，在关键时刻居然能听从袁盎、窦婴等人的挑拨，为向七国讨得宽容而昧着良心将晁错当做替罪羊送上了断头台；其四是司马迁写了汉景帝的极度残忍，他给参加平叛的朝廷军队下令，命令他们要“以深入多杀为功”，凡是逮捕到“三百石”以上的军政小吏，都统统杀死，不得有任何迟疑。“三百石”大体相当于今天的科级。一场战后，光是从七个国家杀掉的人头就有“十余万级”。不就是一群刘氏的贵族在相互内讧吗？何至于对被他们所裹挟、所驱赶的平民百姓大泄私愤，大肆屠戮，以至于屠杀到十余万人之多？汉景帝究竟具有怎样的一副心肠！

三　周亚夫之死

（景帝后元元年，前14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