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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加高培厚江堤和分洪工程等治标工作；有了三峡大坝，也还要修堤防汛。下午，周恩来到沙市同荆江地委负责人座谈治理荆江和加固荆江大堤问题。在沙市逗留约１小时后，复乘江峡轮西上。

３月１日上午，周恩来率队考察了萨凡奇提出的南津关坝址。他踏着青石板路，攀上南津关制高点，观看了三游洞和地质工作者打的斜钻孔，了解了溶洞情况。下午，周恩来率队考察了三斗坪坝址。他在中堡岛一个土台上摊开设计图纸，听取李镇南总工程师汇报三峡枢纽布置及施工方案，实地对照研究了工程设计方案。在了解地质勘测工作，观看地质钻探岩蕊时，周恩来还取了一截花岗岩蕊准备带到北京。

３月２日上午，周恩来在船上主持开会，苏联专家组长德米特利也夫斯基汇报了三峡水利枢纽建设的技术、造价、工程期限问题；对南津关和三斗坪两个坝址的优劣作了客观的分析、比较；认为建设三峡大坝的综合效益是肯定的，技术上是有把握的。下午，周恩来和大家一起游览了巫峡。

３月３日，周恩来在船上主持讨论，要求大家敞开思想，各抒己见。不仅观点对立的林一山和李锐畅谈了各自的主张，而且王任重、张劲夫、阎红彦、刘西尧、李葆华、刘澜波、钱正英、李镇南以及苏联专家也都发表了意见。讨论会结束时已是深夜。

３月５日，周恩来６０岁生日是在狮子滩水电站度过的。狮子滩水电站是“一五”计划期间建成投产的，当时被誉为“新中国水电建设中先开的第一朵鲜花”。为了验证狮子滩水电站的工程质量，周恩来没用任何防护用品，查看了设置在５０多米高的堆石坝底部长一公里多的廊道。从廊道出来，他查看了水轮发电机组，向有关人员询问了发电机运行情况与发电量。辞别之前，他为狮子滩水电站题词：“为综合利用四川水力资源树立榜样，为全面发展四川经济开辟道路。”

３月６日上午，周恩来在重庆主持讨论《总结纪要》（即为中央文件写的草稿）。下午，他为三峡现场会作了总结讲话。他一方面肯定有关方面在三峡工程研究上有成绩，一方面指出“争论也是必要的”。“不争论哪会有这样多的材料回答各个方面提出的问题？”“在今后工作中，还允许有反对的意见，这是我们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三峡是千年大计，对问题只发展一面，很容易走到片面，为三峡搞得更好，还是可以争论的。”对于以三峡为主体的长江流域规划，周恩来提出了“统一规划，全面发展，适当分工，分期进行”的十六字原则；指出要解决好远景与近期、干流与支流、上中下游、大中小型工程以及水火电等“相济”关系；强调在三峡工程未兴建之前，防洪要加紧进行，要防止等待三峡工程和以为有了三峡工程就万事大吉的思想。这次讲话集中了各方面积极有益的意见，既肯定了修建三峡工程的必要性，又指出了要防止片面看待三峡工程的错误，是三峡工程决策中的一份重要文献。

３月８日至２６日，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工作会议。２３日，周恩来在大组会上作了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报告。此前，周恩来还向毛泽东作了口头汇报。会议讨论并同意周恩来的报告。形成了《中共中央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的文件，４月５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予以批准。文件指出：“从国家长远的经济发展和技术条件两个方面考虑，三峡水利枢纽是需要修建而且可能修建的；但是最后下决心确定修建及何时开始修建，要待各个重要方面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之后，才能作出决定。”

周恩来负责长江流域规划，赞成把三峡工程作为长江流域规划的主体工程，但反对三峡工程在经济、技术等条件不具备、时机不恰当的情况下草率上马。周恩来建议先搞丹江口工程。１９５８年８月３１日，周恩来主持的北戴河长江会议同意丹江口水利枢纽上马。１９５８年９月１日，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正式动工兴建。这个决策既避免了“二五”计划期间贸然上三峡工程的风险，又为三峡工程建设开辟了前进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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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建葛洲坝水利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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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９年，丹江口水利枢纽拦洪并开始发电后，长江流域继续兴建大型水电站面临着三个选择：开发长江支流清江隔河岩，装机容量６０万至１００万千瓦；开发三峡下游的航运梯级葛洲坝，装机容量２００万千瓦以上；开发三峡，装机容量１０００万千瓦以上。１９６９年６月，毛泽东到武汉，张体学提出要开始修三峡大坝，毛泽东泼了“冷水”。１０月，毛泽东在武汉，曾思玉等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