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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现场会，突出了整体利益，适当照顾了局部利益；进一步明确了修建三门峡水库对治理黄河特别对下游五省防洪的重要作用，回答了陕西关于三门峡水库有没有必要修建的疑问。同时，采纳了大坝泄水孔底槛高程降低２０米的意见，对水库兴建和改建后长期减少库区淤积和淹没损失，起了重要作用。

１９５９年１０月１２日至１４日，周恩来第二次上三门峡工地并主持现场会。１２日，他与吴芝圃、卫恒等研究河南、陕西、山西三省水利与运输问题。１３日，他同与会人员讨论了三门峡枢纽１９６０年拦洪发电以后继续根治黄河的问题。１４日，他同水电部、晋、豫、陕、黄委会、三门峡工程局负责同志谈黄河泥沙问题。

１９６１年１０月８日，周恩来第三次上三门峡。他这次和陈毅副总理陪同尼泊尔马亨德拉国王先视察了三门峡水工机械厂，接着又视察了三门峡水利枢纽，了解水库蓄水运用的情况。三个月前，为解决分瓣水轮机转子的焊接问题，周恩来两次同沈鸿、李强、冯仲云等研究具体办法，并指示把全国各地具有丰富焊接经验的老工人和专家集中起来解决这个问题。这天在现场，周恩来仔细观看了水轮机转子，并询问沈鸿焊接会不会出毛病。沈鸿说：“估计不会。”周恩来听了十分高兴。

周恩来每次到三门峡都不顾疲劳，深入现场，掌握实情。他勉励工程建设者好好学习政治、文化和技术，为工程作出更大的贡献。他关心水利职工生活，询问伙食情况。一次，一个小伙子一边吃着馍，一边挤到周恩来面前，他随手掰了一块放到嘴里尝尝，乐得大家亲切地笑了起来。当他得知灌浆工人长期在潮湿的廓道内工作，已有一些人患关节炎时，十分关心，当场指示工程局的领导注意解决这个问题。他回京后不久派来了调查组，又从北京送来医疗设备、药品和保暖防潮劳保用品，安排患者到疗养院治疗、休养，工地上为灌浆工人成立了保健食堂。他就是这样关怀水利职工，就是这样深入实际排忧解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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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门峡工程的两次改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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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门峡水库１９６０年９月开始蓄水，经过一年半的时间，到１９６２年２月，水库就淤了１５亿吨泥沙。不仅三门峡到潼关的峡谷里淤了，而且潼关以上，渭河和北洛河的入黄口处，也淤了“拦门沙”。

面对三门峡工程出现的淤积问题，周恩来一方面承担责任，检讨自己未能将工程办好；一方面总结、消化历史上的治黄经验，借鉴、分析苏联水利建设经验，认真谋划如何改建。

从１９６２年３月起，三门峡水库决定由“蓄水拦沙”运用，改为“滞洪排沙”运用。但淤积仍继续发展，到１９６４年１１月，总计淤了５０亿吨，渭河的淤积影响，已到距西安三十多公里的耿镇附近。当时，陕西省意见很大，水电部和黄委会在解决方案上又有分歧。为统一思想，尽快作出治黄决策，解决三门峡淤积问题，１９６４年１２月５日至１８日，周恩来在北京主持召开了治黄会议。

会上，北京水利水电学院院长汪胡桢认为“节节蓄水，分段拦泥”的办法是正确的，不同意改建三门峡枢纽，被称为“不动”派。河南省科委的杜省吾认为“黄河本无事，庸人自扰之”，黄土下泻乃黄河的必然趋势，绝非修建水工建筑物等人为力量所能改变，主张炸掉大坝，被称为“炸坝”派。黄委会主任王化云主张以拦为主，辅之以排，实行“上拦下排”的方针，被称为“拦泥”派。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主任林一山主张干支流沿程引洪放淤，灌溉农田，以积极态度吃掉黄河水和泥沙，被称为“放淤”派。周恩来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引导大家互相听取不同见解，辩证地看问题。

１２月１８日，周恩来作总结讲话，提出治理黄河总的战略方针是“要把黄河治理好，把水土结合起来解决，使水土资源在黄河上中下游都发挥作用，让黄河成为一条有利于生产的河”。他要求各派都要克服片面性，要从全局看问题。“不要自己看到一点就要别人一定同意。个人的看法总有不完全的地方，别人就有理由也有必要批评补充。”他认为泥沙淤积是“当前的关键问题”，“是燃眉之急，不能等。”“对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改建问题，要下决心，要开始动工，不然泥沙问题更不好解决。”他综采各家之长，决定三门峡大坝左岸增建两条隧洞，改建四根发电引水钢